蜕变——

社会修复，化育民风

董光辉在郑州本已是一家报社的高管。年他无意中来到郝堂。9天后，他把全家都搬了过来。

当时孩子还有十几天放假，他说“不等了，搬家”。辞了职，驱车4趟，彻底成了郝堂的居民。在城市，他每天深夜2点还在熬夜。在村里他晚上8点半睡觉，清晨6点半跑步。他理由很简单，这里能给孩子最好的童年。

村里孩子见人问好，知道把瓜子壳捏在手心，不随地乱丢。学校就在村旁小山上，钟声响彻山湾。学校是政府和社会投资，台湾设计师为孩子们做的干厕，生态环保，参观者一拨又一拨。干厕的肥料可以用在孩子们每人分到的那块小菜地上。自家的狗跟着孩子们上下学。学校拿大自然当教具，带学生认花认草，炒茶品茶。“如果农村的孩子都不喜欢自己的家乡了，大了以后怎么会记得住乡愁？”校长杨文平坚持做理想中的乡村教育，不为“唯跳出农门论”而“自废武功”。

在郝堂，村民自扫门前屋后垃圾。反倒是城里来开店的不习惯，说门外不该他管。沿路丢垃圾，下塘折莲花的，往往是外来的游客，村里保洁老太太跟着一路捡。

吴凤超是80后，打工14年，现在带着家人回来，户口也从城市往回迁。他记得，过去村里偷个鸡摸个菜、拎个锅弄个油的事不少，现在夜不闭户。

如果仅复制郝堂的房，复制不了郝堂的神儿。很多内功，是看不见的。

在郝堂，所有的事情，必须跟老百姓商量着来。村庄能不能进车子？村里开村民会，一直开到夜里11点多，争吵的结果是：晚上游客少了可以进车，其余时间不能。

村规民约都是大伙这样吵出来的。村庄建设的“大事记”，厚厚一本，村里开的群众会数不胜数。有这样协商沟通过程，村两委强了，群众也认他们。如此建起的，是家园，是共同体。

如果想看轰轰烈烈的经济效益，很难看出郝堂的名堂。郝堂项目强调不过度注资，甚至对外来资本保有警觉，“引入建设主体时，一定不能剥夺村民的权益，不能把农民挤出去。”小小一粒莲子，本村人采，本村人卖，荷塘也是集体的。这样，虽说规模做不大，效率不是最高，可制度设计就这样，哪怕有一丁点挣钱的机会，都要给村民。

郝堂项目协调人禹明善总结，表面看，郝堂修的是房，其实重建的是信心，凝聚的是要素，修复的是村里的小社会，重现的是集体的活力。集体有资产了，才能管起大家的事，就像蜂蜜，最让蚂蚁抱在一起。

碰撞——

观念的争吵与和解

农民改自家的房，没怎么想过旅游。可郝堂还是触动了无数外来的客人。

很多人找到了记忆中的乡村。乡村是有生机的，长着大树，升着炊烟，水里有鱼有虾；村里人是和善的，打着招呼，让你去家里吃饭……中华民族的根、文化的魂在农村，人们和泥土有着天然的亲近。在郝堂，大人找到了回归，城里孩子来了不愿走。晚上大大的月亮升起来，曾有孩子兴奋地问：“爸爸，那是什么灯？”

小小的郝堂，承载城市的差异，承载泥土根脉，承载故土乡愁。每到周末游客一两万人。问他们，看什么？往往是，不知道，就是想看。

每一种情愫，每一个细节，都映射着城乡的碰撞。譬如有人说：“村口小摊的户外太阳伞，应换成油纸伞……”马上有人打断：“农民不干！”

农民要什么？村里要有路灯。可是，农村宁静的夜晚不是他的美吗？过多的光线属于城市。最后路灯用了最节制的光。

有人说，房子是好看，就是电线杆乱，电线为什么不入地？有道理。可是，农村经常动土，碰断了，麻烦又浪费。

路、河，规划征地要截弯取直……慢着，这是农村，为什么不依照既有的山形水势？

美化绿化，规划的树种开始是百日红、樱花。可是，它们不是土生土长的，要全部清除。

为什么总碰撞？郝堂发现，原来总用城市思维，求解农村的问题；总沿城市走过的路，认知农村的方向。比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农村也学，但怎能让农民每家掏污水处理费呢？

郝堂是多解的。郝堂的意义，胡静看重“村庄新生，村业壮大”。孙德华是五里店办事处派驻郝堂的包村干部，他看重“农民对自身文化的尊重，并获得了自身建设、自我发展的能力”。五里店办事处党工委书记苏永华则说，郝堂价值在于“美丽乡村要用实干精神去‘慢慢’打造，用人文情怀去精心雕琢”。

也有疑虑：“农村活了，农民富了，可农业还是没人干。”30出头的胡涛上海有厂，每年销售额达千万元。他回来种地，种原种稻。他说：“村里种地的少，收益还是太低。”

还有更深的疑问：“离了帮助谈郝堂复制，能够自主进行吗？”“面对城镇化的大势，该引导农民走还是留？”郝堂已经触碰到了更深远的话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城乡关系？

复制——

待到山花烂漫时

有人评价郝堂是农村优秀部分的复兴。然而复制郝堂，难在郝堂并无模式，因地制宜。但最大的难题，是人。都市的设计师、大腕们建不了，他们接不到农村的地气。有一些到农村开发的新锐，他们要的是乡间别墅，在乎的不是农民。农村，人才都在往外流，有几个愿意和农民一起打造一个“郝堂”？

别的不说，连身怀乡土建筑技艺的工匠都成了“稀世珍宝”。鲍国志做园林，李开良建房子，因为来到郝堂，各自改变了轨迹。孙君画张画，李开良们能比着建出来，“建的比画的还好”。孙君说，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我们这些人，画家、专家、学者的光环掩盖了他们。

这两个人，带着郝堂的理念，把复制郝堂当成了事业。

郝堂管他俩，一个叫老李，一个叫老鲍。老李脾气怪，不爱说话。他今年住了一次院，郝堂村民一拨一拨去看他。他不吃房主的饭，让房主省钱买好料。料差，他二话不说给扔出去。盖得不满意他就拆了重来，费料费工，谁也不敢顶撞他。他离开郝堂时，他的狗赖在村里，说啥也不走。村里发现，只有叫老李，那狗才应。天天这么叫，好像老李真没走。

老鲍也较真。房子改出来，不见得顺，待他花木点缀，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但他俩，整天争，面红耳赤。就是这俩人，像种子一样，从郝堂到了新集村。在平桥区，新集就是第二个郝堂。

有人说郝堂有茶山小河，是沾了旅游资源的光。新集是个平原村，啥也没有。新集的故事，源于老教师张立培。他放着明港二中的总务处副主任不当，自费30多万元，去新集村支教。村小学破败到只剩下17个留守孩子。但他不放弃，建食堂、修寝室，吸引众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这里寄宿就读。

“以恢复乡村教育功能引领文化复兴和村庄建设”，年平桥区改扩建了新集小学，一下子涌来几百留守儿童入学。按郝堂的经验，政府在村庄倡导垃圾分类，按群众意愿鼓励村居改造。

老李和老鲍大显身手。得益于郝堂“练手”，新集的改造更加得心应手。一个几乎成为废墟的小院改造成了孩子们的绘本馆。一片老屋，成了雅致的茶社。

没有太多复杂的过程，新集活了。垃圾资源分类，比郝堂坚持的还好。走进处理中心，没什么异味，这个夸奖让垃圾工肖全珍很得意。从满村垃圾，到现在细致地回收，她觉得自己特有价值，满满自豪。说话间，从一片杂物中，拣出一枚细小的纽扣电池，“这个丢到地里，毒很大。”

为了回村专职做垃圾分类，她放弃了北京的保姆工作和几千元月薪。丈夫以前是“老上访”，如今一门心思收垃圾。

老鲍受邀远赴豫北，如今在黄河岸边河南孟州主持一个村庄的修复。那边有位90多岁的工匠，白须飘飘，感遇村庄复苏，重操技艺。

在郝堂的周边，没有补助，村民也在热火朝天改房子。自己设计，有模有样。这一带，人们再也不盖水泥板、白瓷砖的楼房了。农民就地取材，还搞出了雨污分流系统。

走在最前的郝堂，却遇到了新的问题。郝堂因村庄而引人，可引人带来的发展冲动要占地，要扩张，却威胁了村庄。郝堂比两年前乱了，一些类似城市社区的管理问题露了苗头。有人对王继军说，郝堂建得越好，在商业化的大潮中破产得越快。王继军曾因占地砍树生过气，把手机都扔了，掉到了河里。但这一次，他很平静：“郝堂的意义已经体现，一个村庄有他自己的发展，也有他自身的调适。”

的确，发展冲动之于郝堂还是太少，他今天还不仅是村民的郝堂。待到山花烂漫时，最好的郝堂，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

（来源：人民日报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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