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建设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基础性意义。当前，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既面临着“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了没人信”的话语权窘境，又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发全球大觉醒”带来的“中国性”替代西方现代性的话语权机遇。如何从中国实践和文化资源的背景知识中发现并提炼重要概念和思想要素，激发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上升为“宏纳众流气象”的“中国理论”，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应对西方现代性危机提供“中国方案”，这是中国新文科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和紧迫时代课题。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公共关系分会会长陈先红认为，如何建设性地引领当代中国学科体系的重新建构，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融合发展的元宇宙想象，是当代中国新文科建设肩负的重要任务。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界，应从学术社群的主体性建设、学术话语的自主性追求、学科建设的合法性规制、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平台路径、学术思想的智库型服务路径推动新文科建设，有效促进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

新文科建设路径

新文科建设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基础性意义。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界，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推动新文科建设，有效促进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1.学术社群的主体性建设路径。人文社科研究需要从三反面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一是要培养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二是要培养国际视野和比较眼光；三是新文科学术研究要建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假设上，坚持以本土经验为“体”、以国际理论为“用”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坚持建立学术社群共同体。

2.学术话语的自主性追求。要提高学术话语权，必须进行学术自主性反思，努力从研究问题的提出、核心概念凝练、理论创新发展、中国学派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直面中国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一，研究问题提出的自主性诉求；第二，凝练核心概念的自主性诉求；第三，开展本土化研究，构建中国学派的自主性追求。

3.学科建设的合法性规制。学科在本质上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制度性存在，是学术发展的组织依托和学术管理的基本单元。学科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基于社会实践人为划分的结果。新文科建设首先要突破学科内部壁垒，其次是要加快协同交叉和融合发展。

4.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平台建设路径。应重新建构学术期刊格局和学术交流生态，围绕学术期刊、学术组织、学术会议、专业媒体等四大平台，进行合理规划，重建中国新文科学术交流的国际化平台。一是建立为多语种服务的中文学术期刊数字平台；二是面向全世界学者设置中国研究奖项，开放“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研究课题；三是改革科研论文发表与评价机制，探索运用人工智能创立中国一流学术期刊“互联网+代表作”的开放评价方式；四是推动形成多中心与多元化的国际性学术组织发展格局，提升中国学术组织的联盟力。

5.学术思想的智库型服务路径。要高度重视人文社科界学术思想的智库成果转化，以便形成学术话语的闭环流动与有效扩散。一是建立政府和科研机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旋转门”机制，促进相关学术思想和政策主张的落地；二是通过各种“理论流派”“评估指数”“研究报告”“民意调查”等系列公共产品，向政府和国际社会提供国与国之间的历史认知、共有观念、互动态势、局势研判和行为调整策略等智力思想服务；三是建设涵盖从学术期刊到大众媒体、从课堂到论坛、从学术机构到NGO组织推广等在内的立体化整合传播架构。

更多精彩观点

01

新文科建设的内涵：

从科际融合到学术中国化

“新文科”建设内涵有国际和国内两种解读方式。

从国际视野看，“新文科”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希拉姆学院于年率先提出的，其初衷是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中。

新文科是文科教育的一次创新发展，是对一直以来文科知识精细化、专业化和学科化分布的一次反拨。或者说，从“分科治学”的旧文科走向“科际融合”的新文科，是人工智能时代文科教育理念的一次转型与升级，倡导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对传统文科进行重组和改造，是整个文科破除学科壁垒走向各学科“大融合”的革命性、方向性变革。

从国内视角看，新文科与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等“四新”学科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

从年中央提出“新文科”建设到年山东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其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拓展创新。从外延来看，新文科门类由原来的8个，扩大为9个，新增了一个交叉学科门类。在原来3个基础文科（文、史、哲）和5个应用文科（经、管、法、教、艺）基础上，新增一个交叉学科（综合类）。从内涵来看，新文科是指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这与旧文科内涵有很大差异。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概念，只有经史子集等图书分类概念。年，北京大学始设文科，“以哲学、文学、史学统为一科，而号曰文科”。年，蔡元培校长在回复傅斯年《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的信函中，不赞成傅斯年提出设置“哲、文、理”三科主张，大力倡导“破除文、理两科之界限，而合组为大学本科之为适当也”。强调文理并重，强调传统的文学与史学“皆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输入西洋文化，当整理国学，当注重自然科学”，这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新文科”建设的雏形。

中国近代学科知识乃是“援西入中”的产物，“西学本身跨越了中西认同的紧张，获得了一个更具普世性的名称——新学”。王国维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在年科举制废止前后，这些来自西方的分科知识以新学之名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扮演着救世的角色，促进中国的欧美化和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学术也正是在这种西方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下展开的，传统不再构成中国观察和认知世界、论证社会合法性的“知识资源”，中国学术话语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知识样式，转而采纳西方现代性的知识样式，其结果使我们与本国的传统文化精神越离越远，以至“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发起过“学术中国化”运动，比如，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甚至提出，我们要办“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虽然中国学术界在寻求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一直努力在接纳“西方知识”时加入“中国元素”，尽量彰显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即“中国性”，但效果甚微。一百余年来，西方中心主义知识格局和话语霸权引领世界，并塑造着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现代化品质。在走向“现代的中国性”学科建设和学术探讨过程中，中国始终未能真正走出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的“知识论危机”，因而，造成“中国无法言说中国”的话语权危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文科建设再次开启“学术中国化”之旅，如何解除西方学术话语桎梏，摆脱对于外来学术的“学徒状态”，如何批判性地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成长为一种自律的“自我授权”的学术体系？如何促使当代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理论话语和学术话语优势？如何建设性地引领当代中国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完善，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融合发展的元宇宙想象？这是当代中国新文科建设肩负的重要任务。

02

新文科建设的实质：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

新文科建设的实质是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提升。学术话语权，简而言之，就是在学术领域的话语能力、说话权利和说话影响力的有机统一，是学术话语资格和话语权威的统一，学术话语主体与认知客体的统一。具体来说，学术话语权主要包括学术话语生产能力、学术话语资格权利、学术话语影响力三个方面。

其一，学术话语生产能力是一种开展学术研究的素质和能力，主要包括提出研究问题、开展理性思维的能力，提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能力，提出原创性、本土性、普遍性理论的能力，学术话语生产能力是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思想基础。

其二，学术话语资格权利是一种学术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与资格，是外生性的、被赋予的资质，主要包括学科正当性话语权、学术期刊平台话语权、学术自由话语权、学术评价话语权等。学术话语资格权利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制度化安排，是提高学术话语权的组织保障，其提升路径主要是围绕着资格认证和权利获得而展开。

其三，学术话语影响力，是内生性的、本质性的隐性权力，它是由学术影响力和思想领导力所决定的一种本质体现，具体表现为“认同学术思想的程度、引领学术发展的趋向、决定学术议题的设置、左右学术评判的尺度、主导学术交流的态势”等诸方面的学术领导力。

与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相比，新文科话语权是最基础、最根本、最长远的一种学术话语权，是国家话语权的基础性权力。只有从思想和价值观念上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才能改变“行动的巨人，思想的矮子”的被动局面，才能形成与综合国力和实际地位等硬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软实力。新文科建设的过程，就是不断用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价值观回应国际社会的“中国之问”、传播中国学界的“世界之声”的过程。

与西方思想界相比，当前我国人文社科学界的理论创新性、思想贡献性以及学术影响力严重不足，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协调，中国学术话语处于相对边缘、失语的状态。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人文社科学者要求“创立中国学派”，“提高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的呼声日趋高涨。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必须上升为中国理论，现在的问题是，“新文科学者”从哪里出发？“中国学派”在哪里落脚？“中国学术话语权”何以确立？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的根本问题。

03

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的新文科建设路径

新文科建设对于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基础性意义。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界，应从以下五个方面推动新文科建设，有效促进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学术社群的主体性建设路径。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研究“物”，只有规律的问题，强调普遍性。所以自然科学不需要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地位，可以把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所造成的歪曲减到“最低限度”，而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是人和事，涉及规律和人文意义两个问题。人文社科的知识生产不是价值中立的，虽然证据是最后的审判者，但证据必须依靠人来识别和解释。知识生产者受到兴趣、背景、师承、学派、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时代氛围的层次制约。所以，人文社科研究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性。

第一，要培养学术自觉和学术自信。学术自觉是基于文化自觉—实践自觉—理论自觉而形成的一种对系统化知识的主动追求，是基于批判性和建设性双重取向而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自律性”要求；学术自信是基于中国语境下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而激发出的一种“研究本土化、学术中国化”的“学以致用”的追求。人文社科学者要基于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一种强烈的觉悟，对家国天下文化传统有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要基于对人文社科学术研究的热爱和专注，以此为学术志业和学术身份。比如，新闻传播学者不能徘徊在学术研究的“十字路口”，只把新闻传播当作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中国版本，也不能只做纯粹的学术，为了学术而学术，而是要深入到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所开启的“中国性”话语中，以学术的方式将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解读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为本学科理论的中国化开拓出一片“新大陆”。

第二，要培养国际视野和比较眼光。人文社科学者应追求一种极具有文化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视野，秉持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多元视角，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能深入了解西方学术理论的精粹，又能提出原创性的问题、方法和理论，站在平等的立场上与之对话，唯有这样才能知己知彼。西方学术话语霸权是建立在研究视野的全球性基础上的，西方的学术实际上是将全世界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而目前我们的研究仅仅是地方性研究。所以，新文科建设必须要有开阔的全球视野，要以提供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知识财富为旨归。

第三，新文科学术研究要建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假设上，坚持以本土经验为“体”、以国际理论为“用”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坚持建立学术社群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中华学术的主体性，才能走出被学术殖民的境地，真正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学术话语的自主性追求。

若以伊斯顿的“文明寄生论”而言，中国学术话语是寄生性而非自主性的，不但寄生于千年之久的中华文化传统，还寄生于西方文明的话语结构。在不断被强化的“中心—边缘”视角下，中国学术话语随着西学东渐，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基本概念、分析框架、研究进路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建构起来。中国学术话语的西方化是中国学术自主性丧失的重要原因。一百多年来，西方理论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正当性被认可，中国学术成为西方理论的追随者，中国社会科学以“知识移植”为主要品格的整个知识生产和制度化机制，建立起了西方社会科学对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和学术殖民。因此，要提高学术话语权，必须进行学术自主性反思，努力从研究问题的提出、核心概念凝练、理论创新发展、中国学派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直面中国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一，研究问题提出的自主性诉求。科学研究总是从问题开始的，科学地提出问题是科学地解决问题的根本前提。马克思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陈寅恪说，学术研究必须要提出新问题，挖掘新材料，用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做学术研究的人，如果能进入这个潮流，叫做入流；如果不会用新材料、新技术研究新问题，叫不入流。他所讲的“入流”就是指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东升西降”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变量或者说第一变量，“全球中国”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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