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多发生在大河流域，埃及文明发生于尼罗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发生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文明最早发生于恒河、印度河流域。中华文明最早也同样发生在大河边。

无论考古的发现，或是古文献记载，都可以看出，中华文明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黄河的中游一带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摇篮，三皇五帝与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根基全部稳稳的扎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地带；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不少都集中在黄河两岸地区或支流流域，这是历史确定的黄河作为“母亲河”的地位。

这里沐浴了最早的文明之光，这里的文化、文学也同样发展出一片灿烂与繁荣。这些，今晚山外山将一一道来。

黄河文明的中心

黄河，它不仅仅是一条大河。黄河，黄土地，皇帝，黄皮肤，这一切黄色表征，把这条流经中华心脏地区的浊流升华为圣河。《汉书·沟洫志》就把黄河尊为百川之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从高空俯瞰，它恰似一个巨大的“几”字，又隐隐就是我们民族那独一无二的图腾。

《华夷图》

黄河文明主要凝聚在黄河中下游的大中原地区（以今天的河南省为核心），大中原地区文化是黄河文明的中心。在大中原域内的河洛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河洛地区大体包括黄河与洛河交汇的内夹角洲、外夹角洲以及黄河北岸的晋南和豫北。河洛地区由于地处中原腹地，历史上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说法。

古文献也多有记载，《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

历史兴盛的基础

文化之所以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主要是因为它源于人类对地理环境的依赖与适应。“这一地区由于地壳运动。地层断裂层的互相推挤，导致地表局部的隆起或下沉，造成峰峦和山谷。从而形成许多山间盆地或谷地。如豫西的伊洛盆地、汝颍谷地、溱洧谷地，以及太行山东坡的林县盆地等。嵩山以东和以北，是黄河冲积平原。从整体来看，是一片广漠的平畴旷野……由于当时气候温暖湿润，这些地区覆盖着森林……这些都有利于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国家起源》）

《黄河图》绢底彩绘

黄河虽为母亲河，但它的水患频频和泥沙俱下，也是“中国的忧患”。不过它的缺点却成就了辉煌的文明。长期水土流失形成的黄土地，曾对早期的农业文明居功甚伟。

中国的铜器和铁器发明比古埃及和巴比伦要晚得多，而中国的文明却几乎与埃及、巴比伦“同步进行”，这不得不感谢黄土地的厚赐。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多属马兰黄土，肥沃、疏松且具有自然肥效。在这种土壤里，即使是木、石、骨、蚌等十分原始的工具，也能发挥出媲美青铜甚至铁农具的耕作水平。不仅如此，疏松的土地还十分节省人力，而当人有了余力，遂又发展出畜牧业、手工业甚至文化艺术。于是，在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距今约年至年）中，我们看到了最早的文字符号和彩陶器。

鱼纹彩陶盆仰韶遗迹

黄土地还赐予先人最初的房子。因为它的颗粒均匀，垂直节理发育，所以易于先民们挖洞聚居。而到了公元前三千多纪后半段的龙山时代晚期，黄河两岸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土城，更是得益于黄土的厚赐。因为黄土的直立性和吸湿性强，才使得版筑（在夹板中填入泥土夯实的建筑方法）成为可能。而高大的夯土城墙和高台上的宫室建筑，又成了早期文明的“丰碑”之一。

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发育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早在万年前，“蓝田人”就在黄河流域生活。还有旧石器时代的西北地区的“大荔人”、“河套人”、山西临汾的“丁村人”等也在流域内生息繁衍。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南仰韶文化、陕西半坡村文化、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等大量古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黄河流域的各种文明绵延不绝，一脉相承。

但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文明并非一枝独秀，因为在长江流域还有河姆渡和良渚文化，辽河流域则有红山文化，连西南也拥有三星堆里的文明曙光……正可谓“满天星斗”、“群星璀璨”。直到夏商周之后，黄河文明的优势才凸显出来，成为“众星捧月”般的主体文明。

沿河一路创造的文明我们从中国的神话和第一部诗歌集《诗经》中也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先民们是沿着河流一路走来，不断创造着中华文明。从《山海经》记载的几则神话看，黄帝族和蚩尤、夸父的作战场地主要在黄河岸边，从《诗经》记载周民族史诗，如《生民》、《绵》、《公刘》、《大明》看，中华民族的文化、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大河为摇篮的。

多年前，黄帝、炎帝的部落兴盛起来，后来，黄帝取得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华夏族”，华夏先祖的足迹踏遍了黄土地。随后的日子里，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兴盛于此，立国年的周朝源起于此，而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帝国也勃兴于此。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

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时也有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古称汴梁，春秋时代魏惠王迁都大梁，北宋又在此建都，先后历时约多年。

黄河流域的文学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与开放之域，正是关系到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重心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狭义的）和地理四大要素。在这四大要素当中，最直接与最稳定的要素便是文化。文化的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那里。

我国的文学，从公元前11世纪（即《诗经》中的少数诗篇诞生的时代）算起，直到清末，有年的历史。在这年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如《诗经》，《楚辞》，先秦散文，两汉的散文，辞赋、乐府与五言诗，唐代的诗、文、文言小说，北宋的诗、文、词，元代前期的戏剧和散曲，就出现在“四个温暖器”期中的后三个时期。

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学之所以一直是中国文学之集大成者（至少在南宋之前），这跟其历史地理因素密不可分。

“河图”、“洛书”

这里确实最早沐浴了文明之光。在黄河与洛河交汇的流域，“河图”、“洛书”是华夏文化的源头。上古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伏羲氏画八卦、燧人氏钻燧取火、大禹治水等，都是在这里孕育、诞生。这里产生、流传并保存着中国最为丰富的神话文献资料和民间神话故事。

先秦时期的中原地区，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文化巨人和文学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肇开先河、创源辟流的价值和意义。就已发现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的书面文学应该开始于商代。安阳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散文，其中已有诗歌的萌芽。今天所能见到的商代文学，主要保存在《周易》、《诗经》、《尚书》以及甲骨卜辞、彝器铭文等文献中，它们是中国古代散文与诗歌的源头。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它是经东周洛阳的史官整理成书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现实主义精神与"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垂范后世。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黄河流域的民歌，是《诗经》“十五国风”中的“十三国风”。其中邶风、鄘风、卫风（实际上都是卫风）是今河南省中北部和河北省西南部的民歌，王风、郑风、陈风、桧风是河南省其他地区和安徽省西北部的民歌，齐风、曹风是山东省西半部的民歌，魏风、唐风是山西省大部分地区的民歌，秦风是陕西省关中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民歌，而豳风则是陕西省西部的旬邑、彬县和长武一带的民歌。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时期，产生了以诸子散文为代表的历史叙事散文、论说散文和寓言。先秦诸子中，黄河流域内名家甚多，如老子、墨子、列子、庄子、韩非等。

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是我国第一部用韵文写成的哲学著作，语言精炼，对比工整，被称为"哲学诗"。《墨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论辩文集，其文多用设问和比喻，使论述深入而又通晓明白。《庄子》善用寓言和历史故事，想象丰富，汪洋辟阖，仪态万方。《韩非子》风格峭拔，语言犀利，析理透彻，逻辑严密，是论说文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寓言的代表作。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逐渐走出经学附庸、走向自觉的时期。

秦行苛法，焚书坑儒，文坛无人，如鲁迅所说，可称之为作家的，只有出身河南上蔡的李斯一人。汉魏时代，有"汉魏文章半洛阳"之说。辞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西汉洛阳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语词严谨，句法整齐，开汉代骚体抒情赋的先河，确立了汉代骚体赋的基本形式。西汉梁孝王建梁园，会聚枚乘、司马相如等一批名士，枚乘的《七发》为梁园文学的代表作，同时也是汉代大赋的滥觞。

《吊屈原赋》贾谊

东汉南阳张衡的《二京赋》，结构宏阔，描写生动，论述切实有力，是汉代大赋中的极品；其《归田赋》则开抒情小赋之先声，是历史上第一篇写归隐情绪的赋。西晋洛阳左思的《三都赋》，事类广博，文采富丽，名动天下，士人竞争传写，留下了"洛阳纸贵"的佳话。

《三都赋》左思

贾谊的《过秦论》、颍川人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气势磅礴，切中时弊，为西汉政论文的巅峰。汉末陈留人蔡邕兼长于诗、赋、碑、铭各体，其女蔡琰（文姬）是文学史上第一位成就较大的女诗人。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代表汉代五言诗最高成就的《古诗十九首》，其中许多作品出自河南文人之手。汉魏之际，颍川人邯郸淳的《笑林》一书，是我国最早的笑话专辑。西晋时，中牟人潘岳、潘尼叔侄的诗文是文坛的一道风景，潘岳悼念亡妻的《悼亡诗》三首最为有名，后世称丧妻为"悼亡"既源于此。

汉末建安时期，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阮蠫、刘桢等）和蔡琰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家，诗文"慷慨而多气"，史称建安文学、"建安风骨"。他们长期在洛阳、许昌活动。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洛神赋》、王粲《七哀诗》等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写于河南并反映河南自然人文的名篇。

建安七子

魏正始年间，"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志趣相投，常聚于山阳（今焦作市东南），他们的作品以自然对抗名教，用隐蔽手法嘲讽政治，发高洁之论，抒愤世之情，被称为"正始体"、"正始之音"。"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以文学集团的形式，显示了一个民族对文学的热爱和重视，也显示了文学在历史变动时期的独特价值。

竹林七贤

东晋以后，中原士族大批南迁，不仅以灿烂的中原文化滋润了江南，而且情随境化，自我更新，开辟了新的文学境界，成为南中国著名的文学世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当数谢灵运、谢惠连、谢緿的山水诗，江总、江淹的抒情赋，庾肩吾、庾信的宫体诗。特别是到北朝以后的庾信，成为集南北文学之大成者。其他如新蔡干宝的《搜神记》、长社（今长葛）钟嵘的《诗品》、宗炳的《山水画序》、殷芸的《小说》、范晔的《后汉书》等，不仅以丰富特殊的内容制胜，而且创造了崭新的文学体式，开后世文学的先河，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诗品》钟嵘

唐代时，洛阳为东都、神都，全国主要的文学家都到河南游历过。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在数量上首屈一指，而且大家辈出。他们在中国文学最为辉煌的"造山运动"中，创造了一座又一座耸峙的高峰。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是诗国中最为辉煌的高峰。唐代最著名的三大诗人中，李白曾三度游河南，并在开封居留十年，而杜甫和白居易都是河南人。

我们过去说“大”字是（杜）工部的家畜。雄奇是李太白的绝招。李太白写黄河，时空可以任意伸缩，黄河的大小、缓急竟是随心所欲，可以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可以是“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也可以是“黄河如丝天际来”（《北风行》），可以是“黄河捧土尚可塞”，又可以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在他的心理时空中，黄河水是可大可小的，一会儿捧一把土把它塞住，一会儿是奔流到海不复回。诗人似乎不是站立在人间，而是站立在浩浩苍天、茫茫宇宙之间。

如果说李白是以“胡地”的气质和长江的气质来改造中原文坛，那么杜甫基本上是黄河文明或中原文明的一个代表，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以饥寒之身咏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与李白合称"李杜"，后人号为中国文学的"双子星座"。杜甫有《杜工部集》传世，收入余首诗。杜诗集古典诗歌艺术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发展，内容广泛，感情深挚，沉郁顿挫，典丽淡远，千汇万状，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变迁，被称为"诗史"。苏轼称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独为首。"

《李杜联吟图》张大千

"香山居士"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继承《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掀起了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高潮。他的诗歌《长恨歌》、《琵琶行》、《秦中吟》等是千古传诵的佳篇。其文章《与元九书》、《庐山草堂记》等，语言明快，见解精辟，旨趣隽永。

不仅是诗歌，唐代散文同样成就卓著。文坛宗师韩愈是河南孟州人，他是司马迁以来最伟大的散文家，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文起八代之衰"，倡导古文运动，颠覆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在文章的演变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在写作上提出"文以明道"、"词必己出"、"陈言务去"等主张，他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捭阖，奇偶交错，巧比善喻，名篇有《原毁》、《原道》、《师说》等。他的诗歌也别开生面，《调张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等为其名作。

传奇小说是唐代新创的文学样式，"元白"诗派的领袖、洛阳人元稹的《莺莺传》，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是唐代传奇的代表作，后世王实甫的《西厢记》即据此改编。白居易之弟白行简的《李娃传》，也是唐传奇的名篇。

边塞诗人崔颢和岑参、诗鬼李贺、诗豪刘禹锡、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等，也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诗文作家，他们的作品超凡入圣，高标独树，冠盖古今，影响深远。

宋代是中国文学的新变时期，传统的五言诗、七言诗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而词这一新兴文学样式则完全成熟，成为代表性的文体。北宋时，东京（今开封）、洛阳是全国的文化与文学中心，吸引了全国士人，"八方风雨会中州"。

《清明上河图》（局部）张择端

东京是当时世界级的繁华都会，勾栏瓦舍遍布，说唱艺术勃兴，对宋词、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兴盛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北宋文学的兴盛也是中原文学的繁荣。

苏舜钦、贺铸、史达祖、朱敦儒、宋祁、邵雍等人的诗词，都在文坛有一定影响；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金盈之的《醉翁谈录》等堪称宋人笔记、小说中的上品。宋代理学隆兴，二程、邵雍为代表的北方理学对散文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文以载道的命题，在韩愈古文运动之后再次高涨，对理趣的崇尚，至宋代发挥到极致。

元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诗文盛极而衰，但是河南在诗文方面仍然涌现出许多名家，如元代的许衡、王恽，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首领李梦阳、何景明，清代的侯方域、宋荦等，代表了各自时代诗文的水平。

元代戏剧图壁画《太行散乐忠都秀作戏图》

此外，带有明显市民倾向的戏曲、小说逐步在文坛占据重要地位。元代郑廷玉、李好古、宫天挺的杂剧、明代朱载癱的俗曲，地方戏曲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

作为区域文学的重要一脉，中原文学也深受荆楚、关中、吴越等文学影响，它们相互渗透融合、对立交叉，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局面。可以说，中华民族整个文学与文化不息的生命力，源于中原文化、文学与周边文化、文学的碰撞和融合。

文/图山外山综合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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