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鹳窝的家谱是修于公元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

“大槐树”最早是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刘子林、贺柏寿等三人筹款创修的。

民国六年(年)，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

修家谱之风成就“大槐树”。

洪洞移民规模在明初的移民潮中远比传说中小的多。

洪洞大槐树的“真相”

洪洞大槐树，因一句“谚语”，成为全体华人的根，甚至是中华文化符号。

华夏民族叶落归根的传统意识形态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人。

“大槐树”何时进入谱牒？

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鹳窝的家谱是修于公元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

大槐树、老鹳窝在明末的家谱中开始出现。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以后，有大槐树和老鹳窝记载的家谱数量急剧增加。

到了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经洪洞迁徙的记载。

从明嘉靖年开始，“大槐树”开始出现在关于移民的传说中，成为北方人群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并经过清初的修谱牒、碑文逐渐凝结为一个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国初年，“大槐树”已经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

人们将洪洞大移民情节托付于大槐树，但大槐树的记载却不见诸正史。

不仅仅是《明史》、《清史》这类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6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

万历十九年(年)编撰的《洪洞县志》卷8《杂撰志-寺观》只字未提大槐树事。顺治《洪洞县续志》与康熙《洪洞县续志》也没有任何记载大槐树、老鸹窝以及洪洞移民的资料。雍正《洪洞县志》记载广济寺条与《万历志》基本相同，唯后加一句小字：“即今北桥寺旧址。”　

对于大槐树的记载不见诸史，惟详于谱牒。

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鹳窝的家谱是修于公元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

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鹳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元末大乱，我始祖考讳顺，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丰壤，见其土沃俗美，于城北三十里许，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刘家营’。”是时，距离明初的山西移民运动，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大槐树、老鹳窝在明末的家谱中开始出现。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以后，有大槐树和老鹳窝记载的家谱数量急剧增加。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阳西山岭头《李氏家谱》载：“后人欲知木本与水源，山西平阳洪洞县。大槐树镇户千家，洪武诏下迁。山西洪洞县内迁万户，李氏族中八百三。”光绪十三年修的菏泽王氏家族载：“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鹳窝木查村。”

道光年间，寿阳人祁宿藻（寿阳相国三代帝师大学士祁寯藻之弟）时主玉峰书院讲席，并写下《洪洞感旧》等诗，其中写到：“予家老籍洪洞，以数百年于此矣，今日重至故里，殆天缘也，感而赋诗。”，并把洪洞称为：“旧槐里”。

清朝乾嘉时期的史地名家、祁宿藻的父亲祁韵士也曾在其《万里行程记》中记载：“余始祖河东公，本大槐树下人，明初迁居寿阳”。这显示在清朝中叶，洪洞已被视为移民故里，大槐树则被视为故里象征。

但在实际上，乾隆时重修的《祁氏宗谱》中记载的是：“始祖祁旺，元末由洪洞县来寿阳平舒村”，其中并无提到洪洞大槐树，而且说祁氏迁居寿阳的时间是在元末。

到了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经洪洞迁徙的记载。如民国四年(年)清源北营村《王氏族谱》抄本载，其始祖于明代由陕西红庙迁到洪洞大槐树，经官分拨到清源北营村；民国二十四年(年)修的《清源长头村孟氏族谱》也写道，其系山东孟轲后裔，先祖迁陕西，后迁山西洪洞，元时因均赋均丁，始祖孟和奉遂迁至现址。

“大槐树”是谁建的？

民国二年(年)，景大启、刘子林、贺柏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内的遗迹创建，从此“洪洞大槐树”开始有迹可寻。

虽说清中期后，族谱中关于“大槐树”的记载越来越多，但那株大槐树一直是不存在的。今天“大槐树”的规模最早是民国初年，洪洞士绅景大启等人筹款创修的。

清末民国初，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在山东观城、茌平等县任典史，他所见到的是处处皆为大槐树后裔的局面，经行之处，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听闻他来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谱拿给他看，都说是从“洪洞大槐树老鹳窝”迁来。

这些经历让景大启甚为感慨。当时还有一名洪洞人刘子林也在山东为官，二人遂起创修古大槐树遗迹之意。

景、刘二人在山东募得纹银两，寄回洪洞托人维修广济寺残存之塔基，并修建古大槐树纪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银两耗完，创修大槐树遗迹之事只好停顿。恰好此时曾在河南确山、登封等县任知事的洪洞人贺柏寿致仕还乡，又募得钱余吊，使得创修大槐树遗迹建设继续进行。民国二年(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内的遗迹创建，从此“洪洞大槐树”开始有迹可寻。

而在此之前，自认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他乡客来到洪洞，虽有“不胜故乡之感”，但无处可觅先祖出发处，只能站在汾河边上“抚景流连”。

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景大启在确定地点时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传闻”，他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古大槐树子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

“大槐树”何时进入县志？

民国三年()，洪洞士绅贺寿柏撰写《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树青石碑于新创修的大槐树遗迹处，碑正面刻“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民国六年(年)，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

就在洪洞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对大槐树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卢部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在与洪洞比邻的赵城县(后并入洪洞县，今为洪洞县赵城镇)，“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如此抢掠三日后，卢部南下洪洞，“车四百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留下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

然而到了洪洞后，卢部却秋毫不犯，途径古大槐树处，士卒还纷纷下马罗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为祖宗里居所在地，弗扰也”。

此间人由此感到，大槐树实有“御灾捍患之功也”。

民国三年()，洪洞士绅贺寿柏撰写《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树青石碑于新创修的大槐树遗迹处，碑正面刻“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民国六年(年)，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在其卷7《舆地志-古迹》中，“大槐树”等条记为“新增”，即：“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

年，“二代古槐”被风吹倒，洪洞县政府拨专款重新树立，在“二代古槐”的底部打水泥座，并用铁箍固定树身。对于“一代古槐”和“三代古槐”，一直由洪洞乡民世代的“口口相传”，“一代古槐”在清顺治年间汾河发大水时被洪水冲走了，而“二代古槐”和“三代古槐”在景大启等人创修大槐树遗迹时就已有之。

“大槐树”传说的历史根源是什么？

在清朝中后期，修家谱之风让众口相传的“大槐树”成名，作为“我从哪里来”的“图腾式”源头，与“山西洪洞”的籍贯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

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后，私修家谱现象更多，编撰者们相信：“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宗法》)。欧阳修与苏洵则首开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谱先河。

明朝建立后，面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局面，首务之一就是重塑汉文化的正统。

洪武八年()，朱元璋亲自撰写《资世通训》一书训诫天下：“今朕统一寰宇，昼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乃著是书。”接下来，毕其一生，朱元璋都在尽力扭转“胡俗”，以“复先王之旧”。

在兴学校、行科举，以程朱理学为基础，广兴推行教化的同时，明朝也对仍存在的对平民祭祖的限制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变革宗族制，“乞诏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这条建言随之引起巨大反响。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着只能追祭三代的限制，此外还有“庶民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庶人无庙，可立影堂”等诸多限制。

在夏言提出建议的当年十一月，明世宗“诏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制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为普遍现象，私家修谱之风更盛。

清朝入关后没过多久，康熙就颁发了《圣谕十六条》，要求天下臣民“笃宗族以昭雍穆”，此后乡约与宗族结合，宗祠的修建与族谱的编撰更为普遍化。

在清朝中后期，编修家谱之风达到了顶点。

“大槐树”入家谱

然而，当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始祖时，很快遇到了“我从哪里来”这个难解的问题。明成化十一年()，河南孟县刘氏族谱编成，自认是一个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县，不知其几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为县，古河阳郡也，遂家焉，传六世矣。”刘氏乃是士绅之家，其族谱纂修者刘章之兄刘文是天顺六年举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学熏陶。如果说他们寻找始祖尚不为难的话，那么其他人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

因此在清朝中后期，修家谱之风让众口相传的“大槐树”成名，作为“我从哪里来”的“图腾式”源头，与“山西洪洞”的籍贯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

在族谱的流传下还产生了有意思的现象。

河南济源卫沟卫氏于雍正十三年创修了《卫氏家谱》。家谱称：“祖籍山西晋阳人也，迁于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阳里无恨村，又移西轵城小十字后居下泥沟。”这同相距两三公里的轵城卫氏始祖来历的说法是相似的，轵城卫氏“本山西省阳城县人，洪武年间避乱迁居于垣曲县之西南峪子村。”而轵城卫氏是远近闻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间曾经出过卫肃、卫诣、卫谋三位进士，很有势力。

卫沟卫氏也许是附和了让他们羡慕的轵城卫氏，不过到后来，卫沟卫氏干脆“变革”了他们的始祖籍贯，此后每次续修族谱，卫沟卫氏的说法就有一次新变化：嘉庆六年卫沟卫氏族谱的序言为“余族由太原而迁济居住无恨而移轵，源远流长”，咸丰二年家谱则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迁无恨继迁轵镇，更迁泥沟。”从阳城到太原再到洪洞，卫沟卫氏终于成了洪洞移民。

还有人干脆把对“身之所自出”的怀疑写进了族谱。创修于顺治十一年的河南济源东留养村《任氏族谱》写道：“余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济源县轵城里一甲当差至今，相传已三百余岁矣。或曰：其先盖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来曲沃至济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则是毫不迟疑地把“洪洞”写进了族谱，并谆谆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昼出负贩”、“弗事诗书”的河南孟县东田丈村花廷宝创修了花氏祠堂，并“尝谓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迁移以来，世代变更，子孙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遗也。’”

可以得出结论的是，最初的移民祖先大多没有文化，几代之后，人们连祖先的名讳、故乡何处都搞不清楚了。然而，修家谱又必须追溯祖先姓名、故里和代际传承，于是，移民后裔，甚至当地土著纷纷利用早已模糊不清的移民传说，为自己的祖先创造一段历史。“大槐树”被成就为光辉的移民源头，成为北方十数省盛行的移民传说，进入民间修谱热潮中。

洪洞大槐树传说的分布大致与史料记载的山西移民分布相同，以河北、山东、河南、两淮、陕西及内蒙古地区为主。随着山西移民后裔的二次迁徙，大槐树传说也逐渐散布全国甚至海外。

史料中的移民真相

根据万历年间的《洪洞县志》记载，该县由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减少为永乐十年的人，净减少不过人。

尽管有不少家谱、墓志言之凿凿，但就洪洞移民本身来说，其规模在明初的移民潮中远比传说中小的多。

据史料记载，洪武二十四年，洪洞县所在的平阳府（今山西临汾）人口总数为人，到永乐十年，减少为人，21年间净减少20万人，可以确证为全省移民之首。而根据万历年间的《洪洞县志》记载，该县由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减少为永乐十年的人，净减少不过人。

今天，洪洞的影响力，使天下所有人都习惯将“洞”这个不是多音字的字发音“同”。族谱中的那株大槐树承载了亿万移民后代的故园想象，这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对明初山西百万移民潮的一种集体追忆，这种广阔的追忆逐渐不分省籍，甚至国籍，成为叶落归根的精神寄托。“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连同大槐树，这些能寄托所有中国人思乡感情的东西，容易使人热血沸腾。

来源：老家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