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利华：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原籍绍兴文理学院任教。年11月初我在出席纪念陆游诞辰周年时，与之相识，以后除一直保持学术联系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小高还为我做过两套衣裙，我至今还不时穿用。世纪之交曾到我这里访学一年，数月内写出至少四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分别刊载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等核心期刊。在她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期间（截至到年2月）曾担任过两篇拙文之责编。我除为其专著《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陆游集》担任主编和撰写总序外，还为其力作《亘古男儿·陆游传》写一书评。现正在合写（由她起草和主撰）陆游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和回忆文章。说到陆游研究会，这是继唐代文学学会之后，在全国成立较早的学术团体。前几届虽然主要由绍兴文联承办，但小高一直是中坚人物。后来她担任了该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不仅沿续了逢五、逢十如期举办，而且越来越有声色，令与会者交口称赞。对几位老年学者的与会，小高更是安排得无微不至，每每令我感不胜言。小高是全才，诗词作品尤为行家称许。在绍兴的一些著名景点，不时可见由她撰写的楹联。为悼念吴熊和教授，由小高所执笔的挽联，堪称才学双绝。

2、李雷：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先供职于北京工业大学文学艺术研究所，后任该校中文系主任直到退休，继而被北京市教委聘为督学至今。我俩初识于年5月在山东青州举办的李清照学术研讨会上，重逢于年5月，在山东莱州举行的李清照辛弃疾学会成立期间。在同游莱州与平度交界的笔架山（此山有北魏郑道昭、郑祖述父子的摩崖碑刻之下碑，上碑在平度天柱山南。此碑刻文物价值极高，书法具有从汉隶向楷书过渡的特点），李雷为我俩与巴蜀书社编辑李卫红三人拍一合影。卫红是我第三本编著《李清照作品赏析集》的责编，此书是我打出李清照研究的“头一炮”，而李雷此后不久即到我这里访学一年，所以此照很有纪念意义，我将永久珍藏。在我生日和住院期间，李雷曾两次送给我寓有吉祥花语的鲜花，对此我十分珍重，一则我爱花如爱子，二则我一生中至少给世界三大洲的文化首领和作家敬献过多次、多种名贵鲜花，而送花给我的，李雷是第一人。李雷也曾担任过我的责编——在她主编的大清史子项目：清代女子诗词别集中我只是参与点校、整理了一种，我出力不多让她费神不少，最后，她将出版社有限的赠书中，赠送我一整套（将近本）。从我跨进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社科院的大门之后，惠赐书籍于我的著名作家和专家学者一时难计其数。但一次送给我这许多新著，李雷又是第一人！这在著书不惜命，视书重如命的我心中有多大分量可想而知！然而，在我心中分量更重的是李雷的专著《纳兰性德》。此著堪称文情并茂，受到海内外读者的普遍好评。年由台湾知书房出版后，年由台湾云龙出版社再版，年北京出版社购进版权再度出版。由此可见李雷的这一大著在出版、读书界，特别是在读者中所享声誉之高，我由衷为她高兴，也曾为其一再“逢人说项斯”！

3、厚艳芬：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回到北京供职于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编辑部20余年。这期间，她曾约写和编发过我关于韩退之、秦少游、李易安的系列文稿多篇。每篇她都及时审阅、精心校改……这些已令我感念不忘。然则，小厚惠予我的更大惊喜和感动，是她调到商务印书馆之后不久，我所收到他惠赠我的一批内容上乘、装帧精良的图书。仅由她担任责编的计有李山关于战国七雄的、张爱玲的，特别是马瑞芳关于《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两部力作，拜读后不仅受益良多，更倍感亲切。因为小马是我的师妹，她总是亲切的叫我大师姐。我俩都曾经是校广播站的播音员，可能因为我俩普通话的水平与在山东的苏联留学生差同，所以有些幽默的听众称我俩是莫斯科广播电台的。由于小厚的关系我与小马和她家的司令（运清）虽然见面不多，但总是心心相印。近几年，我从商务印书馆的橱窗中看到，这家百年老店不仅对原先传统优势图书的出版加以发扬光大，过去不多见的文学类图书佳作也联翩涌现，其中由厚艳芬任责编的《古代诗词典藏本》即是规模可观、集名家大成之作。我深知自己得以忝为此丛书的作者之一，主要得益于小厚的举荐，使我能够在李清照研究领域画上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回看近30种拙编著的责编多半是文学中的“女汉子”，但像小厚这样身兼拙文稿和书稿的双重责编，洵为独此一人，所以我要为年厚艳芬的业绩点一大赞！

4、马祝恺：吉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后，遂在北京出版社供职。我俩初识于年在济南舜耕山庄举行的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年会上，重逢于年在济南的同一年会，从此我俩自然而然地成了编者与作者的关系。恰巧此时我手上有一本基本完稿的《李清照新传》充当了我俩友谊的纽带。记得我把这一书稿郑重地交给小马时，对她说了大意是这样的一段话：“我在把《李清照评传》呈启功先生指正时，启老接过书凝神翻看了一会儿便亲切的对我说：‘乾隆皇帝曾收藏过一帧《先贤遗迹》长卷，此件被打包运往台湾后，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友人将此拍照后带回国做成精致的复制件。赠送我的这一件，你可拿去拍照，以便将其中赵明诚的手泽作为你另一本新书的卷首插页。’”我带着无比感激和报恩的心情，文思奔涌，很快写成了这一《新传》。小马很理解我对此书的珍重，她请对李清照颇有研究的老同学王昊作特约编辑，她本人则反复细加审阅，改正了多处笔误和用得过于随意而不够恰当的标点符号。我们三人联手使得此书臻于内容新颖、文笔雅致、装帧精美。在小马的策划下，卷首所载赵明诚的两副彩色手泽，大为此书增重。首印5千册数周内销罄，凡是看到此书的文友无不交口称赞。为此，我对小马的感激心情可想而知……但是小马之后对我更加关心和尊重，我俩多次一同外出参加学术会议，特别是近几年着实让她受累不少，我一直感到很不安、很愧疚……

5、徐安琪：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与安琪的交情说来话长，她很年轻。30多年前，中国韵文学会在长沙成立。会议组织到长沙市各著名景点以及岳阳楼、君山等处参观。其间，一位挎照相机的与会者忙忙碌碌的为许多人拍照，还主动为我们一起行走的几位女同胞拍了好几次照，从而询及他姓秦。不久我们又在秦少游等多种学术会议上谋过面，遂得知他是秦少游在湖北的一支后裔……转瞬到了世纪之交，在武夷山的一次辛弃疾学术研讨会期间，不时看到一位年轻人向我发笑，她上台发言时，得知她正在福建师大我的一位年轻的老友陈庆元处作博士生，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交谈中得知，她是上述那位擅长拍照的秦先生的小爱人。她在武汉任教，但她的直系亲属中不少人在北京，每逢回京探亲，匆忙中总是不忘老远来看望我。从她的发言和提交会议的论文中看得出安琪很有水平，但正高职称晋升很不顺利，很想在北京的某家核心期刊上发篇文章，我要来她的论文仔细拜读后，觉得很有水平，也符合《文评》的发文标准，于是我就向当时的常务副主编做了介绍，安琪这一大作得以顺利刊出。从此她对我更以师尊相敬，只要在国内，没有一个教师节不来电话的。安琪多次到韩国讲学，一回国也总是不忘给我打电话。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在上海由华东师大主办的词学会上。年秋，我到武昌参加海峡两岸中华诗词论坛暨聂绀弩诗词奖颁奖大会时，她正在韩国，未能见到。安琪高度敬业，为人忠厚友善，是我所心仪的人格特点。

6、孙雪霄：她是我毕业40多年后的小校友。据说也是山大历届最俊秀的女学生。曾由王小舒教授任其博导，毕业后留在山东大学国际学院任教。年冬，为纪念萧涤非先生诞辰周年，校团委组织了一场报告会，由我作回忆萧先生的报告，会后由两位女生献给我一个大花篮。建校周年时，中文系组织了一场学术报告，先后由我和刘扬忠分别讲李清照和辛弃疾，这可能是与小孙第二次见面。第三次是在由潍坊学院举办的“李清照辛弃疾研究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期间，我与雪霄、蓝青等校友，及上海古籍出版社郭时羽等十数位老中青三代女学人一同登临李清照故居山东青州云门山时，雪霄悄悄问我记不记得给我献花的女生？我被问住了。雪霄随即说：“其中之一就是我！”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缘分啊，世界上献花和接受献花者不计其数，但得以重逢为友者恐怕为数不会太多。不仅如此，雪霄是个有心人，她知道我与李清照的缘分，特意拍了几张李清照故居的照片放大了寄给我。为了铭记小孙的胜意，我从中选了两张载于拙著《〈漱玉词〉笺译·心解·选评》之卷首，作为永久的纪念。

7、陈景云（笔名陈峰）：她在山东青州开设了一家学生书店，业余写作短篇小说，多次获奖。北京奥运会之后的一、二年，景云来京领取《作家报》颁给她的一个一等奖，而我应邀给她颁奖后，又和其他几位获奖人一同到鸟巢参观，之后我不想再回到南郊的会议住处，回家也没有饭吃，便和他们一起到大红灯笼用午餐，我之所以做东，主要是为了这几天使我感到极为淳朴、友善的景云……不料在点菜时，那个带着孩子与会的男人却说：这个菜我孩子不爱吃！果然几个菜上桌他专拣档次高一点的往他爷俩盘里放，一面说陈老师到我们那里我一定叫单位好好招待你！这时来自淄博市的一位得奖音乐人气呼呼地说：陈老师，我无职无权不能叫单位接待，但你何时光临我们都会好好招待。那爷俩装聋作哑，吃了个不亦乐乎，而景云等却很客气，很矜持。事后那爷俩犹如泥牛入海，而景云却不时来电话问寒问暖，将别人送给她的优质牛蒡茶转寄给我，更让我难忘的是她将售价不菲的青州状元卷的复制件寄给我开了眼界。历代七百多状元中，这是唯一保存至今的状元卷，也是明朝青州府益都县人赵秉忠于万历26年考中状元的殿试卷，更是这一赵氏家族一代代舍命收藏的。“文革”中收藏此种“四旧”很冒风险。八、九十年代公开展出后被盗，因为文物价值高，山东警方不惜代价追了回来。事后，有关方面搞了多种规格的复制件，景云赠我的最为精致。对照上述那爷俩，请看，这是两种多么不同的人性形态！

8、鲍广丽：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她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工作期间曾担任过一本关于李清照拙著的责编。就结识的顺序而言，她是我关于李清照研究的第四位知音兼责编，第一位是马少波先生的爱女马欣来，第二位是吉林大学教授王昊，第三位是厚艳芬。四位的共同点是对我在李清照研究中的酸甜苦辣予以深度的理解。李清照之所以至今仍被不少人误读的原因，主要是在《漱玉词》研究中，截止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从无编年。历来将李的生平分为两期，进而论定她在前期无比幸福美满，后期因国破家亡凄苦不堪。从而将她那类悲苦凄惨的词作统统编于后期。这就造成了对《漱玉词》的莫大误解，乃至严重曲解！不顾当时诗词的题旨、题材之别，殊不知李清照在中前期的词作几乎悉为中冓之言、闺门之私，其国忧民瘼之虑主要诉诸于诗文。广丽将我近半个世纪陆续寻绎出的李清照的种种“心事”，以其生花妙笔写成系列散文，先后发表在上海、合肥、青岛、北京及其他海内外的多种报刊上，这不仅令我感激不尽，也为之感慨不已。因为从我走出就读八、九年的大学校门，走进中国作协、国务院文化组、文化部、中国社科院等多家文化单位，再加上小同乡和老同学中，也有不少文化人，其中著作等身者不乏其人。所以老中青三代人中，嘱我撰写书评、序跋者多有人在。我本人除了向启功先生请求过为拙作题签和先后向袁行霈、吴熊和教授各求一序外，对于我的30余种拙编著只是听到过不少口头和私人信函中的鼓励和揄扬，落实到书面较多文字的，只有王昊等二人主动为《李清照评传》撰写过书评。广丽是用笔头声援我在李清照研究领域的名列前茅者。我和广丽的另一层关系是，她早已成为上海市作协会员，为加入中国作协，广丽曾嘱我作介绍人，我把对她的了解和赏识概括为：“多年来，我之所以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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