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安镇不是汉柳城、晋龙城、北魏昌黎郡

韩昌黎韩愈（—年），字退之，河南人。祖籍既非古昌黎（辽宁义县、朝阳地区），也非今昌黎。

一韩愈先祖播迁的轨迹

韩愈的远祖是晋国贵族，姬姓，唐叔虞之后。始祖万，采邑于韩，遂以地为氏。三家分晋，其后人做了韩王。韩国都阳翟（今河南禹州）。韩灭郑后迁都新郑。末代韩废王安，为秦始皇所灭。废王安前三代韩襄王仓之孙韩信，沦落闾巷，张良荐之于刘邦，以韩王之后及军功封为韩王，都阳翟（阳翟与新郑都属于颍川郡，所以史称韩氏“世居颍川”）。为了区别于淮阴侯韩信，称韩王信。刘邦对韩王信有戒心，迁其国于太原。后来韩王信投降匈奴，在匈奴的颓当城（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生小儿子韩颓当。颓当仕匈奴，位至丞相。再后来韩颓当又降汉，汉文帝封其为弓高侯。弓高城在今河北阜城县。颓当卒，孙韩则嗣侯，则死，国除。其后人韩不害“拜冯翊，掌舞阳县长”（见修武县《韩文公门谱》）。又后延四、五世，有陇西太守韩寻、司空韩稜父子。《后汉书》本传曰“颍川舞阳人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弓高侯颓当裔孙寻，后汉陇西太守，世居颍川，生司空稜，字伯师，其后徙安定安武。后魏有常山太守安武成侯耆，字黄耈，徙居九门。生茂，字元兴，尚书令、征南大将军、安定恒王。二子，备、均。均字天德，定州刺史，安定康公。生睃，雅州都督。生仁泰。”仁泰是韩愈曾祖。祖睿素，父仲卿。

至此，我们可以简略地描绘出韩愈先祖韩寻一系的迁徙轨迹：颍川阳翟（河南禹州）——弓高城（河北阜城县）——颍川舞阳（河南舞阳县）——安定郡安武县（今甘肃镇原县，有时误写作武安）——常山（今河北正定）九门（河北藁城市）。安武人韩耆做常山太守，徙居九门。耆孙韩均，安定康公、定州刺史。由其子的封爵就能看出其籍贯来，韩均次子赠爵行唐男，三子赠爵九门子，四子赠爵真定子（长子袭爵安定公）。行唐、九门、真定均在石家庄周围，可见韩均及其后人没有迁到今昌黎，而是仍居住在石家庄地区（见《北史》韩茂、韩均传及《韩文公门谱》）。由北魏末期到隋代，陆续有人隐居于修武县城北安阳城，这支韩氏又迁回河南。据《门谱》载：韩均孙避神龟年政乱隐居修武。韩愈葬于修武。这是韩寻到韩愈一系，脉络清晰，并无疑点。这一系的人，由韩颓当、韩寻一直到韩均、韩愈，没有任何一人迁徙到河北昌黎（先后为絫、临渝、海阳、肥如、卢龙、石城县）的，也没有迁到辽宁义县（古昌黎）的。

另外还有一系是颓当元孙韩骞。这一系的后人有一支迁到了义县昌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颓当生孺，孺生案道侯说，说生长君，长君生龙额侯增，增生河南尹骞，避王莽乱居赭阳（河南方城县）。其中的一支后来投奔北魏。“六代延之，晋末从司马休之奔姚兴（后秦），又奔后魏，封鲁阳侯”。成书于韩愈生前元和年间的《元和姓纂》，较详细记述了随同韩延之投后魏而迁居昌黎棘城（义县北）的韩潜、韩恬的情况：“晋员外郎安之生潜、恬，《后魏书》云：‘并延之族弟，同随州司马休之自南入后魏’。恬子都，为玄菟（今浑河、辽河流域，新民、沈阳、抚顺一带）太守，因居昌黎（义县）。潜元孙建业，北齐司徒、安南王。曾孙孝诚，唐左金吾大将军、南康公。生令英，亳州刺史。生止水。都生普贤，后魏昌黎王。普贤生永兴，高密公。高密公生长鸾、刿东。刿东环州刺史……大敏中书舍人。曾孙革，太府卿、黄门侍郎。生思复，称昌黎，潜后代，居云阳（咸阳北）。生朝宗，京兆尹。朝宗生贲、赏、质。贲润州刺史，赏给事中，质京兆少尹、中书舍人。生翃，拾遗。翃生伦、佾。佾果州刺史。并云昌黎人。延之族弟恬后焉。”

这里我们看到：第一，韩寻、韩骞，同祖颓当；第二，《元和姓纂》中，昌黎之韩氏有姓名、官职记载者凡四十余人，盛极一时，由王公将相到地方大吏，冠盖相属。这些人虽然散居各地，不管是居云阳还是昌黎棘城，都“并云昌黎人”，“称昌黎”。很显然，这里的“昌黎”已不再表示籍贯，而是表示门阀，代表着族群。山东德州出土有唐德宗宰相韩休六世孙韩宗会墓志铭：“宗会，字臣源，平州马城人”（今滦南县），但其墓志盖石上又赫然镌有“昌黎韩氏”（见何志利主编《昌黎韩愈文化史料》97页）。这是说籍贯平洲马城县人韩宗会，属于昌黎韩氏一族，而不是因为马城县与今昌黎县（当时是石城县）南部相连，马城人韩宗会就可以借光自报昌黎人（要报也只能报石城人）。“韩滉出自昌黎”这句话对不对？韩滉，韩休子，“韩休京兆长安人”（《新唐书》韩休、韩滉传），父亲是长安人，滉怎么是出自昌黎？昌黎二字若指籍贯就不对。若是指韩滉属于世族昌黎韩氏就对。很显然“昌黎韩氏”是门阀世族，不是祖籍故里。马城人韩宗会可以称昌黎，同族的修武人韩愈称昌黎，应该是既合惯例又合时尚。所以锁定昌黎二字去寻找“韩愈祖籍郡望故里成为史学界又一千古之谜”，这本身就是个毫无意义的伪命题。这如同就“昌黎韩氏”四字而去怀疑韩宗会不是马城人一样荒谬。而且这个“昌黎”的地域概念指的是古昌黎（由西汉辽西郡的交黎，到东汉辽东属国的昌辽、昌黎，到魏晋南北朝的昌黎郡）——义县朝阳地区。“若昌黎之韩，最着于魏。如麒麟、显宗，史明言其为昌黎棘城人，又非今日之昌黎也”（顾炎武《京东考古录?考昌黎》）。门阀是门第和阀、阅（阀、阅是权门高第大门外竖立的两根柱子，上面记录家族“简历”）。这是由两汉发展起来、一直延续到魏晋隋唐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一种世族权力的垄断格局，是氏族权力和皇权的共治，也是一种因循积淀起来的、时或可以抗衡、超越政治权势的精神势力。世族势力的顽强，使得煊赫如女皇武则天想用编写新的姓氏录来削弱它，却被士人贬称为“勋格”，并且“耻被甄录”。由隋代开始出现的科举考试，后来逐渐淘汰了门阀制度。昌黎韩氏和陇西李氏、彭城刘氏、琅琊王氏、陈郡袁氏一样，是门阀世族，不是什么“祖籍郡望故里”。

考文公行状及年谱，其终生既没有到过今昌黎（唐代的石城县），也没有到过古昌黎（义县、朝阳地区）。古昌黎地区自然找不到韩愈的遗迹，在今昌黎也同样找不到。有文章称：想否定韩愈在静安镇的城南书院、符读书处，那需要拿出证据来！可我们在韩愈本人及其友人的诗文中，曾多处看到过韩愈别墅在长安城南，如《示儿》：“始我来京师，只携一束书。辛勤三十载，以有此屋庐。”这里是韩愈自己明确地说在“京师”，不是在什么靖安镇。是韩愈四十九岁在京城任比部郎中时买下的别墅（他另有住宅在长安城内靖安里）。这座韩氏庄园，到宋代犹存，宋朝人张礼在元佑初年游长安城南时记有：“因思唐人之居城南者……韩店，即韩昌黎《城南杂题》及送子符读书之地，今为里人杨氏所有”（见张礼《游城南记》）。静安镇的韩愈书院、符读书处，应当是后人附会无疑。

二关于“韩愈祖籍昌黎”说

“韩愈是昌黎人”之说，近几年颇热。其所持理由大概有三：

“韩愈自称北魏昌黎郡人”，李亚忠先生著文力持此说（以下该文简称《静安》）。我们认为：静安不是汉柳城、不是晋龙城、不是北魏营州。

（1）静安不是汉柳城

由汉到晋、到北魏，历经十来代王朝、八百来年，我们在两汉书、晋魏书、北史等十来部正史中，从来没见到关于静安的记载。而各正史地理志和传记、载记记载的柳城、龙城、营州、昌黎郡，量海矣！都相反地指向朝阳义县，“柳城县有白狼山白狼水”，“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静安没有白狼山白狼水，只有碣石山濡水。西北接遵化、玉田、蓟县、密云、古北口，北接卢龙塞，东北接榆关，哪里能接奚、契丹？由地望标识看静安绝不是柳城！在《三国志》、《资治通鉴》中，都反复说明柳城、乌桓在“塞外”、“出塞”。《资治通鉴》卷六十五：“辽西乌桓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寇，欲助尚复故地”；武帝纪：“三郡乌丸攻鲜于辅于犷平”（密云），曹操“乃渡潞河（潮白河）救犷平，乌丸奔走出塞”；田畴传：“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出卢龙塞，经过平冈（今平泉凌源）后，到达柳城。史言“柳城去卢龙七百里”，而静安镇去卢龙仅五十里耳，曹操为什么还会出卢龙塞，“堑山陻谷五百余里（曹操战乌桓于白狼山，西距卢龙五百里，东距柳城二百里），经白檀、历平岗、涉鲜卑庭，东指柳城”呢？是东指还是西指？《静安》一文称因为有水曹军进不了静安，所以绕道塞外，试问曹军因水进不了静安，可乌桓军又怎么能出静安？卢龙与静安近在咫尺，偏绕行五百里，再到二百里外去对打，难道也像愤青们打架，“到外边去单挑”？惨败的乌桓是由哪条路、又是怎么逃到襄平（辽阳）的？先由大锥子山向西逃回静安，曹操跟在后面向西追？乌桓再由静安掉头向东迎面冲开向西追击的曹军逃跑的？曹军没有继续追，而是放乌桓向东逃？曹西进（西指）静安？史言：“追奔逐北至柳城”，是说曹军由白狼山向东追击逃跑的乌桓到柳城（朝阳），乌桓继续向东逃，曹军停止追击进驻朝阳。实在无法想象曹军出卢龙塞五百里，划了一个大大的毫无意义的零、圈，绕七百里回到静安！操由柳城撤军“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三十余丈乃得水”。我们看看假如是由静安撤军向卢龙向玉田、蓟县，哪里能有二百里无人烟、无水？显然那是在塞外荒无人烟的地方。由柳城（朝阳）撤军西还，走南道经过白狼城（喀左），由广成（建昌）到临渝关，这里二百多里之间没有城邑。时寒且旱，无水乏食正在此地（傍海道泥泞处也早已干涸）。当年这里数百里荒无人烟。后来到了西晋，八王衅起，中原战乱，流民东来。慕容廆才开始在今绥中纳流民立成周郡。我们也知道，曹操为了东征乌桓蹋顿，修运河以运军粮，挖平虏渠、泉州渠，挖新河一直挖到乐亭县城西二十五里“新河套”。陈寿《三国志》：“从泃口凿渠径雍奴、泉州，以通河海”，《永平府志》：“此京东通运之始也”。《乐亭县志》引《水经注》：“《水经注》云：‘濡水流经乐安亭（今乐亭县）南，东与新河故渎合。魏太祖征蹋顿，与泃口俱导。’今县内有新河套，其故迹也。”《水经注疏》：“濡水东南流，迳乐安亭南，东与新河故渎合。魏太祖北征蹋顿故道也”。既然新河套是曹军的“故道”，距离静安近在咫尺，为什么不就近攻城，还要出卢龙塞绕道七百里呢？更甚者《静安》想象海涨七米时静安已是海边，曹操因大水进不了静安，那远在五十里外的乐亭岂不早该沦入大海。可是，历史事实是曹操挖运河到了乐亭城下，曹操能在海里挖“新河”吗？当时中原通东北有两条路，西道（也叫北道）出卢龙塞（喜峰口），奔平泉、凌源、喀左，循大凌河谷向东至朝阳，再奔医巫闾山转向襄平（辽阳），达辽东、朝鲜。西汉连年对匈奴用兵，此道畅通。后汉与匈奴战事不再，此道逐渐荒芜。《三国志》载：“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辨”。另一条东道（也叫南道）出临渝（抚宁、山海关）。秋夏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的滨海之道，就是出临渝到绥中一带。绥中沿海低湿（古称隰州），至今仍有河近百条，源短流急，夏季涨水时间明显长，挖掘绥中的王宝、前卫一带土壤是沼泽土。曹操因东道有水，所以由西道出卢龙塞，东指柳城。《三国志》田畴传：“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军不得进。”当时乌桓人占据兴城（“东汉末年，境地为乌桓所据”，见兴城志沿革）、喀左（“东汉属幽州，为乌桓地”见喀左志）一带，“遮守蹊要”。而当时静安镇没有变成海边，没有大水港汊阻挡曹军，没有乌桓人遮守蹊要。柳城不是静安，而是辽宁朝阳。

（2）静安不是晋龙城、不是北魏营州。

东晋的龙城就是汉柳城，是燕王慕容皝扩建柳城改作都城时所命名。年皝“迁都龙城，号新宮为和龙宮。柳城县有白狼山、白狼水，又有汉扶犁县故城在东南。其龙山，即慕容皝祭龙所也；有饶乐水（西拉木伦河），汉徒河县城”（胡注《通鉴》）这里明确说慕容皝所迁都的柳城龙城有白狼山、白狼水，东南有汉扶犁县故城（汉魏古昌黎），周围有西拉木伦河、徒河县城（锦州）。它只能是朝阳，不可能是傍濡水、碣石山的静安！

慕容皝生前，今静安先属于段国的领土，后来又属于后赵。西晋太安二年（年），鲜卑大人段勿尘受封辽西公，都令支（迁安），领有今唐秦地区，“领有辽西之地而臣于晋”（《北史》），史称段国或段部。《资治通鉴》：“乙连（建昌或青龙），段国之东境也”。《晋书?载记》：前燕“筑好城于乙连东，使将军兰勃戍之，以逼乙连”。前燕慕容皝的国土在乙连之东，西起冀阳、凡城、成周、徒河（今平泉、凌源、喀左、建昌、绥中、兴城。前燕和段国的边界与今河北、辽宁两省的边界大致重合），东临玄菟、襄平（今辽阳，当时是东北第二大中心城市），静安不在前燕境内。年，后赵（即石赵）灭段国，占领了段国的领土（“其后石赵得其地。”见北直八），在那里驻军屯田，“自幽州（北京）以东至白狼（喀左），大兴屯田”，准备东伐慕容氏。《晋书》载：“石季龙（后赵国主）来伐，既还，犹有兼并之志，遣将邓恆(恒）率众数万屯于乐安（今乐亭县，静安镇南五十多里。《永平府志》：‘乐安城在府东南。石赵筑城置镇于此’），营攻取之备。垂戍徒河，与恆相持”。皝五子慕容垂将兵数万屯徒河（锦州）以相对峙。在静安北边的令支城（迁安），先后駐有后赵李农、段兰重兵。并且在咸康六年（年）“运谷千一百万斛于乐安城”。皝于年兴建龙城，年迁都龙城。他怎么可能在敌国段部和后赵的领地的纵深、冒南北夹击之险、在数万重兵的眼皮底下、敌军千百万斛大粮库的旁边，修建自己的宗祠陵庙宫殿苑囿?我们再看看公元年前后段国、后赵与燕国的边界战争，可以看出静安在哪一国的境内。咸和九年（年）“段辽（段国国主）遣兵袭徒河（锦州），不克”。咸康二年（）“夏，六月，段辽遣中军将军李咏袭慕容。咏趣武兴（武兴城在“营州南”，大约在建昌、青龙间，令支东北方向），都尉张萌击擒之”。咸康五年（）后赵“以抚军将军李农……镇令支。农帅众三万与征北大将军张举攻燕凡城（平泉城南）。……不能克，乃退”，“季龙（赵王）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克，进陷广城”（今建昌）。咸康六年（）“赵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兵，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千一百万斛于乐安城”。好了，以上也足以证明静安乐亭一带先后是段国和后赵的领地。后赵灭段占领其国土以后，仍旧保持其原有边界，静安在后赵境内。慕容皝是决不可能在静安建都的！慕容皝年去世。年皝子慕容俊（儁），出兵三路大举伐赵，“俊使霸（即慕容垂）将兵二万自东道出徒河（锦州），慕舆于自西道出蠮螉塞（古北口或云居庸关），俊自中道出卢龙塞（喜峰口），以伐赵”。霸军进至三陉（三陉在抚宁），“邓恆怖，焚仓库遁去”（《资治通鉴》晋纪二十）。随后，俊占领了河北东部（到此时慕容氏才占领了静安一带，但距离皝迁都龙城已过去十年了），并移都于蓟（北京）。年，俊长驱进攻到河北南部、河南山东一带，灭赵，称帝于邺（今临漳）。但这都是慕容皝死后了。假如当时慕容的都城在塞内的静安，那燕兵不由静安出，却由锦州出？不沿静安的平坦大道向西推进，却要绕道塞外，而且还要冒着“卢龙山径险狭，虏乘高断腰，首尾为患，将若之何？”的极大风险（慕容俊语），绕道几百里之外去进卢龙塞？真乱套了。慕容皝迁都龙城的十年之后，燕国才占领静安乐亭一带！“静安是龙城、营州说”与史籍中所有历史故实、史实不符，与地望标识不符，漏洞百出，李先生自己也早已心知肚明，自知无法交代，所以经过“多年潜心考证才终于弄清楚其原因”，出来“补充”说明（但却捏着一半儿，不承认全错）：静安只叫龙城、和龙城，从来没叫过黄龙城；黄龙城是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的治所营州，是在朝阳。殊不知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龙城：静安“和龙城”和朝阳黄龙城；出现了两个营州：静安北魏营州和高宝宁的北齐朝阳营州。可是，历史事实是只有一个龙城，一个营州。黄龙城就是和龙城！高宝宁的营州就是北魏营州！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曹魏时，柳城为昌黎县地，后因名和龙称为黄龙城。后魏为营州治。”不是没叫过、正是因为叫和龙城，所以才叫的黄龙城。《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二：“燕王（北燕冯弘）数为魏所攻，遣使臣诣建康称藩奉贡。癸酉，诏封为燕王；江南谓之黄龙国”。《宋书》夷蛮传：“义熙初，（慕容）宝弟熙为其下冯跋所杀，跋自立为主，自号燕王，以其治黄龙城，故谓之黄龙国”。这个黄龙城就是和龙城，“沈约曰：北国以和龙为黄龙府。《水经注》：白狼水北径黄龙城东”。《静安》原本期望以两个龙城、两个营州来应对那些发生在朝阳的营州史实和地望标识。只是歪嘴和尚念经，当然不能自圆其说。“三燕故都”，三燕共一都；李先生的“三燕两都城”，一个前、后燕的“和龙城静安、一个北燕的“黄龙城”朝阳，岂不是史学上大笑话！《隋书?地理志》非常清楚地表达了由北魏开始建置的营州的来龙去脉：“后魏置营州于和龙城，领建德、冀阳、昌黎、辽东、乐浪、营丘等郡……后齐（即北齐，）唯留建德、冀阳二郡……开皇元年（隋文帝年号年）唯留建德一郡，龙城一县，其余并废。寻又废郡，改县为龙山，十八年改为柳城……有渝水、白狼水”（《隋书》卷三十）。这里明确说由北魏开始，到北齐、再到隋，营州、龙城、柳城就只有一个：其地望白狼水、渝水！《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北直九营州：元嘉“十三（）年，魏取和龙，置镇于此。二十一（）年，仍置营州。魏收《志》：永安末，陷于群贼。天平初，收复，领昌黎等郡。后属于高齐。齐亡，其疏属高保宁据于此。”高保宁所“据”的北齐营州就是北魏于年破龙城、灭冯弘所置镇的营州！唐代的营州上都督府也是同一个营州。《新唐书?地理志》：“营州柳城郡，上都督府。本辽西郡，万岁通天元年为契丹所陷，圣历二年侨治渔阳，开元五年又还治柳城，天宝元年更名”。《静安》一文凭空加了一句“还治柳城故郡静安”，柳城故郡就是有白狼山白狼水的柳城县，从来就没有碣石、濡水！还治柳城“兼置平卢军于城内”，安禄山就曾兼任平卢节度使。天宝元年（年）正式将营州都督府更名为“柳城”郡。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天宝七年晋爵柳城郡开国公，这个柳城郡当然指平卢（即营州）。“平卢军节度使治在营州，管兵万七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疋。……榆关守捉，在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百人，马百疋”（见《旧唐书》）。平卢在榆关东四百八十里！能是静安？如果“柳城龙城营州”是静安，那又是何朝何代何年迁到朝阳的？有历史事实和典籍记载的根据吗？红口白牙就那么一说，总得有个交代呀。李先生还得推翻史书上和龙就是黄龙城的说法，好去证明“和龙不是黄龙”呀！

“静安龙城说”的作者们，根本没有读过《魏书?地形志》。“地形志”是这样记载昌黎郡的：昌黎郡隶营州，治和龙城，领有三县。1龙城（朝阳），“真君八年倂柳城、昌黎、棘城属焉，有尧祠、榆顿城、（白）狼水”；2广兴（锦州）；3定荒（喀左）。“地形志”又是这样记载平州的：而平洲治肥如，领二郡，北平郡和辽西郡。辽西郡治也在肥如，领三县。1“肥如，有孤竹山祠、碣石、武王祠、令支城、黄山、濡河”（傍濡河和碣石山的静安自身属于肥如县）；2“阳乐，二汉、晋属，真君七年并令支合（含）资属焉。有武历山、覆舟山、林榆山（临渝山）、太真山”；3“海阳，二汉、晋属。有横山、新妇山、清水（山海关石河）”。这里说明两点：第一，治所在泥井镇的汉絫县（即今昌黎）北魏时隶属于肥如县，那作为“龙城静安”怎么能跨越过辽西郡的肥如县领地今昌黎泥井、阳乐县领地林榆山（临渝山）和海阳县的清水（山海关石河），而去和喀左、锦州组成属于营州的昌黎郡？第二，平州治、辽西郡治都在肥如，地望标识是碣石濡水；而北魏营州和昌黎郡的州、郡治所都在龙城，龙城的地望标识是尧祠、白狼水（大凌河）。很明显静安是肥如县，不是龙城，不是昌黎郡！而且，据考古结论静安镇一带没有东汉到南北朝遗留的文化层，当时没有人类长期在这里活动，这里根本就没有这个静安镇，哪来的静安“柳城、龙城”？

静安西距滦河不过十里，北距卢龙、南距乐亭、东距絫县（据王恩林考证治泥井镇）都在五十里左右，中分而治，辖域半径不过二十五里，这个“龙城”能容得下昌黎棘城还有管辖柳城平冈二县的冀阳郡，都合并到里面吗？下饺子吧。到隋朝省辽西郡入新昌，寻改新昌为卢龙，平洲只辖一县——卢龙，小小的静安镇“营州”更是深深地被包裹在卢龙一个县的中间！成了卢龙县里的一块“飞地”。这可能吗？卢龙和昌黎县志都载有东汉辽西太守赵苞的故事：苞“遣使迎母及妻子，道经柳城，（后汉书本传有“垂到郡”）值鲜卑寇钞，为所劫，质载以击郡。”东汉辽西郡领五县，郡治阳乐在辽宁朝阳东南百来里，所以到了柳城（朝阳），即“垂到郡”。晋以后辽西领三县，郡治由阳乐移到肥如（卢龙）。东汉人赵苞镇守的不是晋朝肥如，而是辽宁朝阳东边的阳乐，《卢龙志》错把东汉的阳乐当成肥如了。“垂到郡”的柳城是朝阳不是静安。

（3）北戴河不是昌黎

李亚忠先生把《汉书?地理志》的“渝水”和《读史方舆纪要》中的“渝河”混为一谈，说“北戴河古城村就是交黎——昌黎郡”。可是《汉书》中的渝水是小凌河，《读史》中的“渝河”是戴河。瑞州是辽金元时建置（治所在绥中前卫），源出“废瑞州”的渝河是戴河，它不是汉代的渝水。明清时人把戴河叫成渝河，书上虽然有时也称渝水，但《方舆纪要》中明确说明“渝河”与《汉志》中的“渝水”不是同一条河（《静安》一文明显歪曲了《方舆纪要》的文意）：“渝河，县（抚宁县）东二十里。源出塞外（这是榆关塞外）废瑞州境，东南流至联峰山西。一名狮子河。出菱、芡、蒲、鱼，为民利。亦名泥蒲河。又南入于海。《汉志》：渝水首受白狼水。《水经注》：白狼水经黄龙城西，又东北出，东流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西南循山径一故城西，世以为河连城，当即临渝故城矣。”在《方舆纪要》的记载中两河源头不同：一出废瑞州境（绥中），一“首受白狼”；途经不同：一由抚宁县东南流至联峰山西（北戴河），一经黄龙城西（李先生也承认黄龙城是朝阳）向东流分为两支水（右支叫渝水）；流向也不同：一个“又南入于海”傍古城村，一个“又东北出”分为二水，右支循“临渝故城”（注1），左支“又东南流至房县，注于辽”（房县今盘山，白狼水大凌河当时注入辽河）；名称还不同：一名狮子河（亦名泥蒲河），一个“东流为二水，右水即渝水也。”（注2）这个渝水跟那个狮子河当然不是同一条河。这需要静下心来，把古籍看全、看懂，千万不要一知半解、没看明白就胡乱断章取义，东胳膊西腿，移花接木，贻笑大方。渝河、渝水同名而异地，两河不能重叠，入海口不能互换，古城村不是昌黎郡。《盛京疆域考》准确指出交黎（昌黎）为义县：“白狼为渝水旁源，则临渝即渝水发源处，当在交黎之西，今锦州之西北边外。本注既云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是交黎正当渝水西来南折之处，其为今义州（义县）无疑。李氏（李兆洛）《地理韵编》以为在直隶境内者，非”。

可惜的是因为“今水道变迁已无可考”，现在已经看不到朝阳东边由大凌河（白狼水）分出来的右边这股渝水了。“水经注曰:渝水南流东屈与一水会,世名之曰榼伦水”，两水会于今朝阳县松岭门。榼伦水即“侯水北入渝”的侯水，也叫“参柳水”（朝阳县志和臧励和注《汉志》：“参柳水即小凌河”）。渝水的消失，使大、小凌河成为了各有水源的独立的两条河，榼伦水成了小凌河唯一水源。是两位著名学者顾炎武和金毓黻提出来“渝水是小凌河”这一说法，现在颇受学界重视。《汉书?地理志》中“柳城，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北入海”。马首山《晋书》作马兜山，《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都注为“今辽宁朝阳市西南”。这也与《晋书》记载相合（慕容皝伏兵马兜山诸道破段兰）。《太平寰宇记》：“马首山。度辽之要路经此”。马首山和参柳水绝不是李亚忠先生所说是滦县的马山和昌黎的柳河。抚宁学者李利锋《古柳城县考》：“《汉书?地理志》辽西郡‘柳城县，马首山在西南。参柳水北入海。西部都尉治。’此当即今辽宁朝阳地区，非今昌黎县地”。

昌黎由西汉“交黎”（昌辽）演变而来。《太平寰宇记》：“交黎城，汉县也，属辽西郡。后汉改为昌黎县。”《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交黎县，西汉置，属辽西郡，为东部都尉治。治所即今辽宁义县”，“辖境相当于今辽宁辽河以西大凌河中下游和小凌河流域地区。西晋改属平州。十六国前燕移治龙城（辽宁朝阳），属营州……北魏为营州治。”《晋书》地理志：“昌黎郡汉属辽东属国（注3）都尉，魏置郡。统县二，户九百。昌黎、宾徒”。宾徒在今锦州北三十里，小凌河右岸，宾徒县所辖延至海边，非昌黎县临海而当海口也。宾徒北边紧邻今义县（距离约六十里），两县组成昌黎郡（慕容皝由昌黎践冰三百里至历林口当出于此地）。可北戴河与宾徒县还隔着绥中——慕容廆设置的成周郡，不可能跨过成周郡去与宾徒县组成一个郡。而且北戴河地区历来隶属临渝县（抚宁榆关，）：《方舆纪要》抚宁县条下，“临渝山，县东南三十里。峰峦崛起，高千余仞，下临渝河。汉以此名县，隋临渝宫亦以山名。其相接者，曰联峰山”。联峰山、北戴河都属于临榆。《资治通鉴》：义熙十（）年“河间人褚匡言于燕王跋曰：‘陛下龙飞辽、碣，旧邦族党，倾首朝陽，以日为岁，请往迎之。’跋曰：‘道路数千里，复隔异国，如何可致？’匡曰：‘章武（河北黄骅）临海，舟辑可通，出于辽西临渝，不为难也。’跋许之……自长乐（冯跋老家长乐信都，今冀县）帅五千余户归于和龙”。《方舆纪要》北直八：“北燕褚匡言于其主跋曰：章武临海，舟楫可通，出于辽西临渝。谓此也”历史上北戴河就是属于辽西临榆，根本不是什么昌黎郡。临渝县城（榆关附近）离戴河口海边仅三十余里。《静安》重复强调北戴河古城村“昌黎”是东部都尉治，静安是西部都尉治。看来，李先生真不知道什么是都尉治，只是照抄《汉志》而已，不过错把义县的胡乱抄在北戴河身上。西汉为了便利边境战争，在每个边郡沿边界附近设置了两、三个部都尉治（后汉有所改变）。当时辽宁西南部和辽东半岛是辽西郡、辽东郡，而辽宁北部、东部是乌桓、鲜卑、夫余地界，是境外、塞外。辽东郡东部都尉治在武次县（今凤城市），西部都尉治在无虑（今北镇）；辽西郡东部都尉治在交黎（今义县），西部都尉治在柳城（今朝阳）。就历史地图检视，四部都尉治都在当时西汉最东北的边界附近。要是设在远远蜷缩内地深处的北戴河和静安，则完全背离了设置都尉治的宗旨，那是绝不可能的。

两汉魏晋时期昌黎在义县。《晋书》载：咸康初前燕慕容皝“徙昌黎郡”，应当迁到了柳城西、白狼城东。南北朝时期昌黎县的准确位置，郦道元作为同时代人，非常清晰地划定了广成、石城、白狼城、昌黎、柳城（龙城）的准确坐标，用白狼水串连了这些城邑，由今建昌县循大凌河谷奔喀左至朝阳。这些都与静安镇北戴河没有半点关系。《资治通鉴?晋纪》表述地更简洁：“白狼水出白狼县东南，北迳白狼山，又东北迳昌黎县故城西，又北迳黄龙城东，又东北出，东流为二水，右水即渝水。”按史籍原文的文意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白狼水（大凌河）由白狼山流出后，向东北方向串连了文成、石城（建昌）、白狼（喀左）、昌黎（注4）、黄龙城（朝阳），再向东流就分成了两股，左水（东边一股）向东南流入辽河；右水（西边一股或于今白石水库西分流出）改叫渝水，向南流至松岭门，和由西南向北流过来的侯水（榼伦水）会合。昌黎的位置在白狼城东，黄龙城西。在黄龙城的东边，西汉疆域的塞外，由白狼水（大凌河）分出来一股水，就是“渝水”。

关于三燕文化，我们从源头——创建前燕的慕容氏说起：“慕容廆，字奕洛瑰，昌黎棘城（义县北）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老哈河上游，今赤峰、宁城一带）。……曾祖莫护跋……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父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単于，迁邑于辽东北……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慕容氏从开始就活动于今义县朝阳一带。八王之乱以后，“两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凌源），豫州人为成周郡（绥中），青州人为营丘郡（临渝水），并州人为唐国郡（辽宁西南）”（见《晋书?载记》）。其中心城市——龙城，能是静安吗？静安周边有这些郡城吗？“丰厚的三燕文化”“真相大白”，能堂而皇之地贴在静安镇身上吗？其实，“三燕故都是朝阳”几乎和北宋京城是开封一样是最基础的中国历史学常识。“静安镇是龙城说”却偏偏要挑战这种常识，而且似乎像唐?吉诃德同样勇敢、执着。他们不知道朝阳的凌源是红山文化的中心，大小凌河流域是早期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商文化发祥地，是衍生东北文明的摇篮之一。一直到南北朝到隋唐，朝阳始终是东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他们以为“偏僻”的朝阳除了挖出来三个门洞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虽然自诩为“考古”多年的专家学者，根基浅薄且躲进了静安龙城这个世外桃源，“乃不知有汉，何皇魏晋”，早已与如火如荼的三燕考古文化脱节了、断代了，盲人瞎马，对崭新的、丰硕的三燕考古成果，全都茫然不知。而寄满腔希望于龙山小学旁边是前燕慕容皝墓，但经考古鉴定却是“辽金砖室墓”！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竟然无中生有地说“冯跋死后也‘葬长谷陵’，即今抚宁板厂峪（现考证应在今昌黎长峪山）。”这样儿戏般地上下嘴唇一碰就出来个板厂峪、长峪山，谁挖掘的、谁“考证”的？我们现在的学术环境是允许这样公开地弄虚作假吗？这样公开地愚弄、欺骗民众吗？对比一下静安和朝阳的考古看看吧。朝阳地区以鲜卑遗存为主体的考古文化成果，使得对三燕故都的认识和研究所能依据的已不再是古文献上的只言片语，而是真实的、直观的考古学例证了，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出土文物了。北燕天王冯跋的弟弟冯素弗（也是北燕国缔造者之一）夫妇墓，年发掘于北票市西官营镇馒头沟村将军山（距龙腾苑十公里）。冯墓已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家族墓，其地即是冯氏家族“祖父灵寝园邑”的“长谷陵”。冯素弗，冯跋之弟。其父原为西燕将军，西燕灭，举家徙龙城长谷。兄冯跋僭位，素弗任宰相。素弗死，（冯）“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素弗墓出土了四颗金印锁定了墓主身份。该墓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徐秉琨、冯永谦主持并撰写了发掘报告《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刊于《文物》。冯跋死后也葬长谷陵。几十年前朝阳已经出土了冯素弗墓金印，可到今天李先生竟然还在昌黎长谷山“考证”长谷陵，“魔怔”了吧？李先生是不是想把国务院的重点文物保护规定也批评为错误？是国务院错了还是李先生错了？在朝阳城东的北票喇嘛洞墓地，一处就清理出三燕时期鲜卑人墓葬座。朝阳城南汉代柳城旧址的十二台营子也是大片鲜卑墓葬，距朝阳12公里。还有北票房身村墓、袁台子壁画墓、甜草沟晋墓、龙城北沟墓、大板营子墓，尤其崔遹墓中发现后妃纪年墓表，为鲜卑墓葬的断代提供了依据。朝阳地区及大小凌河流域大量的鲜卑墓葬，时间跨3——5世纪、达年。包括前燕建国之前和整个三燕时期。并出土大量的鲜卑人特有的金步摇饰和铜铁马具系统。“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慕容廆的曾祖）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见《晋书》）。再有对与鲜卑活动有关的建筑遗迹遗物的试掘和调查，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比如十二台营子出土有“柳城”字样的陶拍和印有柳城字样的板瓦，初步确定了后燕龙腾苑遗址在朝阳北七里，与“建国于大棘城之北”有关的北票大板镇金岭寺村魏晋建筑群遗址，北魏冯太后建于龙城三燕宫殿废基上的“思燕浮屠”等。我们再看看靖安一带考古结论是：“其一，靖安镇一带曾进行过包括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内的多次考古调查活动，均未发现东汉至南北朝的遗迹遗物。其二，通过对靖安一带进行考古勘探也未发现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层。说明该区域也没有东汉到南北朝时期人类长期活动的迹象。”（昌黎文物保管所考古学者石守仁《韩愈故里辨析》，见《昌黎文化研究》总第三期）看来南北朝时期就没有这个靖安镇，何来的“柳城、龙城”？而且“昌黎南部平原就没发现过东汉到南北朝的任何遗物遗迹。辽金文化层之下是战汉时期的文化层”。连南北朝文化层都没有遗留的静安，是谁又是怎么考证出龙城和板厂峪长谷陵的？无视、掩盖三燕都城的考古现状和成果，原因不外有二：无知或别有用心。但作为已经考古几十年的“专家学者”竟能这样的无知吗？

弓高侯的采邑当然在弓高。《后汉书》、《魏书》、新、旧《唐书》都反复记述了弓高城在今河北阜城县，且历代曾在弓高城置景州、观州。惜前人之未见，后人之不察，却由《汉书》功臣表上的“营陵”二字随意生发想象：“今永平皆营州旧地……或谓即弓高壮侯藏魄处，是知弓高之封即在昌黎之地。”“而昌黎志亦云，邑西南五里为文公先世葬地”（吴士玉撰《昌黎县韩氏家谱序》）。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明确指出；“弓高城，州（景州，今景县）东北四十里，汉县，属河间国。文帝封韩颓当为侯邑。后汉仍为弓高县。”（颓当孙韩则嗣侯，则死无后，弓高侯国废除，恢复弓高县）弓高侯与今昌黎丝毫无涉。韩颓当封地在昌黎说和长峪山是长谷陵一样，纯纯粹粹是无中生有。韩寻、韩稜，本传云“颍川舞阳人，其后徙安定安武”。所以对其后人耆、茂、均，正史中从来没说是昌黎人，而是说“安定安武人”（见韩茂传），可见韩寻并没有迁徙到昌黎,而是迁到了安武县（甘肃镇原县）。后来韩耆做常山太守，徙居九门。其孙韩均任定州刺史，虽然承袭旧爵安定公，但他本人获爵范阳公，其子分别获赠爵行唐子、九门子、真定子（均石家庄周围）。可见他仍旧居家九门，也没有迁到昌黎——当时的肥如县属地。

说大师如韩文公，是不屑于攀附昌黎（指义县）门阀的（注5），韩愈自称昌黎，只是说明自己的郡望源自汉代昌黎宿，“诚不忘其自始之人，因不忘其自始之地。”笔者孤陋，浩如烟海的史籍中，实在是没有找到由古昌黎宿向今昌黎县衍化的痕迹。“今昌黎县即汉之昌黎宿，宿、训、守，准今卫制”（吴士玉《昌黎韩谱序》）。而且加注释曰：“训练守边将士驻守的地方”，大约是营房吧？所以又揣测“宿当为戍”。又释曰：“宿也可为交通行旅设施”，并援引《周礼?地官?遗人》“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看来是旷野之间相隔三十里的小旅馆。而且“委积”有饮食刍薪（大概周围没有人烟）；而昌黎郡自古赫赫有名，尤其十六国时期，三燕都城，方数千里泱泱大国。文公固不屑攀附，而自靓郡望，乃兵营旅舍？殊不可解！是文公真有见地，抑或后人附会？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韩氏家族是由兵营旅舍走出来的！“昌黎宿”的汉代，正是韩愈先祖韩颓当受封弓高侯、韩寻出任陇西太守、韩稜执掌大司空的年代，难道韩愈对自己的居官显贵的直系先祖也不屑攀附、而偏偏要去标榜兵营路室的“昌黎宿”？岂不滑天下之大稽！韩愈的哪代先祖生活在昌黎宿？这当然是永远没有人能回答出来的无聊问题！可叹的是我们的文化部门，偏偏把这种无稽之谈奉为圭臬，在五峰山韩文公祠玻璃橱窗中，原汁原味地精装展示：韩愈是由“准今卫制”的兵营旅舍——“昌黎宿”走出来的！

《金史?地理志》：“昌黎，辽营州邻海军，以所俘定州民置广宁县。……大定二十九年以与广宁府（今辽宁北镇市）重，故更今名。”河北省地名办公室编《河北政区沿革志》：“今之昌黎县，乃金大定二十九年，启用久废的古地名‘昌黎’，改广宁县为昌黎县。据传，为黎民百姓昌盛兴旺之意。”这里都没有说今昌黎与“昌黎宿”有甚么关系。

“静安是柳城、龙城，韩愈是昌黎人”这些说法，都曾出现于明代《永平府志》，清代重修府志已予以修订。同治五年《昌黎志》也一一作出指正：“今之昌黎与古之昌黎郡、昌黎县以及古之柳城、龙城相去甚远，毫无干涉，凡大定以前之昌黎、柳城、龙城之人物史实，断不可牵入此地，以贻将来考古有识者之叽”。“韩昌黎书院，《旧志》曰在靖安，盖因符读书城南詩为之也。案：文公詩所谓城南乃长安城南。《（韩）集》又有城南联句詩为证，与此地渺不相涉。静安有一碑，自叙其地为慕容都，其中事蹟错谬，年代乖舛，不可悉数。”（《静安》就偏偏寻出这块“错谬乖舛”碑，像发现了新大陆，如获至宝，来为静安是慕容都正名）。同治五年县志还指出“韩氏祖墓，自在河南孟县城北伊村，《旧志》以（昌黎）城西五里为高祖以上葬地，盖误。”并批评旧志是“胸驰臆断，讹以传讹，贻误后人不少矣。”可“静安龙城说”不但以讹传讹，而且还想完全否定清代唐秦地区文史学、方志学的最高成就和最杰出的代表——宋琬、马恂、史梦兰。认定康熙年《永平府志》的编纂犯了弥天大错，把丰厚的三燕文化都白白推给了朝阳。并且还振振有词，说顾炎武拒绝参与永平府修志，是对于把“古之昌黎、柳城、龙城”、营州“全部篡改删除，推给了朝阳”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质疑”。《静安》一文说：“顾炎武对当时正在修撰的康熙二年修十八年续的《永平府志》中将原来明代《永平府志》中所记载的所有唐代以前原本属于今秦皇岛地区的古营州等历史文化全部都给篡改和删除出去的‘故于古之所谓昌黎、柳城、和龙之事，皆不录此’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质疑”，这着实令人震惊！因为正是顾炎武自己在《京东考古录》中把柳城龙城昌黎营州“推給”了朝阳，他怎么会糊涂到对自己这样“强烈不满和质疑”呢？同治五年《昌黎志》也几乎逐句摘录自顾炎武的考古录。显然李先生根本没有读过顾炎武的《考古录》（如果读过还这样说，那严重了，那就是明目张胆地弄虚作假）。中国古籍粲若繁星，岂能遍览？没读过原不为奇，但历史是严肃的，切不可信口黑白凭空捏造，那将为人所不齿。顾炎武是这样直接了当地批评把静安镇说成是柳城的明代永平府志：“今府（永平）西二十里全无遗蹟，而静安社则嘉靖三十一年立为堡，然皆非柳城之旧也。”“柳城在今永平（卢龙）东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龙城、昌黎及魏以后之营州并在其地。”（《京东考古录?辨柳城》）是顾炎武自己把柳城龙城营州推到七百里外的朝阳！其实，北魏柳城龙城是宋金以前好几百年的事，与宋金领土谈判有何关系？而乾隆年修府志那又是宋金谈判以后几百年，与大宋丢失营平滦三洲有什么关系？文章作者却激愤异常，颇有不承认静安是柳城龙城营州的人，就是痛失大宋疆域的罪魁祸首。那顾炎武本人岂不也成了罪魁吗？实在想象不出“顾炎武的强烈不满”到底是怎么“潜心考证”出来的？倘亭林先生有知，其亦哭笑不得乎？《静安》作者推出了顾炎武《营平二州史事序》：“中国之弃营久矣”，说这是顾炎武在嗔怪乾隆《永平府志》没有把营州留在静安！“弃之久已”！（倘若文人们早把营州留在静安，大宋似乎就不会丢失营平滦三州，不会丢失天下了）“中国”指的是中原汉族政权，失去对营州的管辖久矣。这与文人们在《永平府志》里争论龙城是静安还是朝阳半点关系没有。虽然《二州史事》已失传，但从顾炎武同期留下的文字，完全可以看出端倪。顾指出：《宋史》中的关于刘仁恭搞腐败，把营平滦三州行贿给了契丹的说法是错误的（顾说：刘燕时代还没有滦州，何来营平滦三州）；事实上是契丹人自己用武力夺取了营平二州。宋朝与金人谈判时固然因忽略地理而陷于被动，但丢失二州的真正原因，是卢龙节度使周德威（灭刘守光后任卢龙节度使）“恃勇而不修边备”（见《考营平滦三州》）而丢失平营——可龟鉴者此也。顾什么时候对自己和永平府志的编纂“强烈不满”、并看成是丢失三州的罪魁？这样信口开河的捏造历史，是“静安龙城说”之致命弊病。再看顾炎武怎么认定韩愈不是昌黎人：“韩文公自称昌黎。唐书载韩氏世系则云，汉弓高侯颓当裔孙，世居颍川，徙安定安武，常山九门，而生安定恒王茂，为六世祖。与昌黎之韩，支派各别。故先儒以为公之自称，本其郡望。宋元丰七年，封公为昌黎伯，亦取其本望。……若昌黎之韩，最著于魏，如韩麒麟、显宗，史明言其为昌黎棘城人，非今日之昌黎。然则文公之没二百陆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县。以今之县而合宋之封，遂谓文公为此县人，斯亦未之考矣”（《京东考古录?考昌黎》）。顾炎武说把韩愈看成今昌黎人是对历史“未之考”，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昌黎明初就建有韩文公祠，“因旧址重修”，或许始建于元代。元人续统中华，融入华夏文明，必祀文公。而北宋元丰七年始封韩愈昌黎伯时，今昌黎隶于辽，辽宋对峙，辽人不可能听命于宋而祠昌黎伯，《昌黎韩谱》所记不足信。更早的则是潮州文公祠，建于宋代。在确有大片韩氏祖茔的孟州也建有韩文公祠。韩愈文化的浸润遍天下，潮州受公惠而祀，昌黎承公名而祀，其与祖籍皆无渉。

（注2）《汉书?地理志》“交黎，渝水首受塞外”，指汉朝疆域的塞外（柳城东北），不是卢龙塞和榆关的塞外。“临渝，渝水首受白狼，东入塞外”，指渝水在汉疆塞外由白狼水分出。

（注3）位于絫县城西边的静安不在辽东属国辖域之内。

（注4）《凌源县志》载：“古昌黎应在今喀喇沁左翼旗南哨白沟道口，有遗址”。另一种说法，昌黎在朝阳十二台营子、木头城子。这些遗址都在黄龙城的西南。

（注5）入世的韩愈，热衷功名，投文于权贵之门。“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旧唐书本传）。以求“延誉”、“知名”，“半世惶惶于举选以求世俗的功名富贵”（葛晓音教授《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韩愈直系先祖并非迁徙昌黎棘城之一系，但他却自报“昌黎”，实在难免攀附门阀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