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州地名说武章村形成于春秋时期五_孟州旅游_孟州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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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东武章村古建武章村分东武章和西武章两个行政村，属城伯镇管辖。东武章村组成比较单一，西武章村由西武章和小韩庄两个自然村组成。小韩庄村民全部由韩姓村民组成，该村是最早被朝廷认定的韩愈嫡系后裔的聚集地，距市区东北约8公里相传。据传，武章村已形成，是因春秋时期燕、鲁等五国在村西寺内结义联盟，制定了共同尊周，互相不侵的条约，故取村名曰五义庄。至少到了金代此地称为午界保村，村民习惯称五界堡村。年10月，西武章村民在村东路南的农田内打机井，正好打在一座金代墓葬的墓室正上方。该墓为一座宋金时期中原地区比较典型的八角形仿木砖雕墓葬，墓室由须弥座、飞檐、斗拱、八角迭涩澡井组成。两天后县博物馆听到消息派人赶到时，发现墓葬已被人扰乱严重，葬式、葬制已无法搞清。仅在墓道口出土一盒墓志---《大金故进义校尉焦君墓志铭》。此墓志是孟州市首次出土的金代墓志，它不仅填补了我市历史的空白，还对研究金代的社会状况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墓主人是金进义校尉焦珪，其志中记载：“中山焦安国，状其先君子之行，以书抵予曰：先人讳珪，字君瑞，少居乡校，习周礼及尚书二经。……（大定）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乙酉，卜葬于河阳县安乐乡午界保村，北龟山之侧，”金大定二十六年，即公元年，此地称午界保村。看来民间的传说不能说是毫无根据，不过是添加了一些自己的附会，如春秋五国联盟等，把午界保村演义为五义庄、五界堡村和武界坡村。明正德《怀庆府志·孟县村庄》记载：“立义乡凡十五里，所管四十六村，武界堡在县东北九里。”说明，明代对河阳的乡进行了改革，此地由安乐乡改为立义乡。并把“午”或“五”变成了“武”，之所以称武界堡村，据说是村内武姓为大姓。清康熙《孟县志·村镇》记载：“立义乡立信里武界坡村”，之所以有“坡”字，可能是因为此村位于清风岭北坡之上。不过到了清乾隆五十三年（年）冯敏昌、仇汝瑚等编写《孟县志》时，此地的村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武界坡村分为两个村，志中记载：“立义乡立信里东武章村和西武章村”，自此，两个村名沿用至今。民国、抗战、解放和建国初期属二区，年东武章村划属六区武里乡，西武章划属梁葛乡；年同时划属城伯公社，分别成立东武章大队和西武章大队，西武章分西武章和小韩庄两个自然村。年社改乡，后乡改镇，大队改为村委会。

二

焦珪墓志既然说文化，就不得不谈一下《焦珪墓志》和它的主人。《焦珪墓志》青石质，方形，边长52，厚16厘米，志盖，刹顶，边长24，沿厚7厘米，刹上绘花草，面上有篆书三行“大金故进义校尉焦君墓志铭”墓志全文如下：大金故进义校尉焦君墓志铭乡贡生王藏器撰丞事郭绥德州军事判官辛囗书丹并篆盖中山焦安国，状其先君子之行，以书抵予曰，先人讳珪，字君瑞。少居乡校，习周礼及尚书二经，较其艺常为诸生先。宋末兵乱，薄游汝、洛、孟、庆间，未尝一日废书。挚携诸幼，往来河南北，屡专师席，教授常数十百人，远近学者多归焉。大定十年，以年老补官进义校尉。十七年四月十七日终于京师，春秋八十有四，葶殡城南佛舍，将以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乙酉，卜葬于河阳县安乐乡午界保村，北龟山之侧，先妣汲氏附。敢因家弟秉彝以请先生其赐之铭，使后世有考焉，予不得辞，因叙述君之文，行世次而系之曰：君温厚纯至，廉介而有守，颜状嶷嶷，类古君之，沉默寡言，不为矫亢可喜之行，虽朋友亲旧游从甚久，未尝见其戏笑，终日独坐，若有所思，其实无所思也。为文简质，如其为人。予自北岁识君，尝从容问以治心之要，君曰：“夫明不求晦，处外治内，是以君子每患乎其难，虽然乌可已哉。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孔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予诵服斯言。晚节益务闲静，安详容与，体常而处顺，视轩冕富贵，若浮云之过前弗屑也。无丧，无得，无荣，无辱，淡然若将遗外，死生而与造物者游，是岂徒然者哉！曾祖隆，祖好古，父汶，皆隐德不仕。自父以上，为泽州晋城人，后始徒家济源，娶同郡刘氏，生二子，君为长。君初娶李氏，再娶汲氏，生三男三女：长曰秉钧，武略将军行许州长葛县令，安国也；次秉直，早亡；次秉彝，乡贡进士；长女适赵赡，次适贾鹏，次适敦武校尉向士宪。孙男二人：铎，进义校尉，同监颖州酒税；锐，未仕；孙女一人，适进士荆国器。呜呼！君之文学行义，不见於施设，而独为乡党所知，盖闻有德而无位者，其后必大，君其有后者乎，乃为铭曰：惟学以睹奥，以明其道。惟气养浩，以佚其老。八十四年，斯谓寿考。子孙余庆，系德之召。有崇其冈，卜云允藏。刻铭贞石，永固其藏。河南王仁刊。这篇由乡贡生王藏器撰写的墓志铭，其内容包含了大量金大定年间黄河两岸的文化信息，我们需要认真品读，细致研究。金大定十七年，即公元年，焦珪去世，享年84岁，自此上推，焦珪生于年，即宋哲宗元佑八年，而金朝灭北宋的时间为靖康二年，即公元年，此时焦珪已34岁。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之一，儒学复兴，在欧阳修等一大批文人的倡导下，宋朝之社会继承了韩愈“尊师重教”思想，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再加上有宋一代没有形成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的局面，社会相对安定。稳定的内政和浓郁的文化氛围，使得宋代的文化蒸蒸日上。正如明人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胜于宋。”焦珪正是在这一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读书人，自幼“习周礼及尚书二经，较其艺常为诸生先。”即使宋金战乱时期，还坚持“薄游汝、洛、孟、庆间，未尝一日废书。”金灭宋后，文化较为落后的女真统治者面对自己的弱势文化与宋代先进文化落差,并没有放弃本民族文化,而是基于维护政治统治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了具有金朝特色的文化政策,积极学习、接纳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传统,努力增强本民族意识，即推动了女真族的文明进步，又保存了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如同当年的北魏孝文帝。只有在这种宽松的文化环境中，焦珪才可能“挚携诸幼，往来河南北，屡专师席，教授常数十百人，远近学者多归焉。”大定十年（年），77岁高寿的焦珪“以年老补官进义校尉”，这个官职不仅是品级最低的一个正九品的武官，还是一个散官虚职，也就是一个名誉官职，但也足以说明金朝对焦珪在文化教育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和所取得成绩的尊重和认可。乡贡生王藏器的文笔工整，用词诚恳，情真言切，特别撰写者在咨询人生问题说时焦珪先生的一段论述，更是充满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精髓，“孔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晚节益务闲静，安详容与，体常而处顺，视轩冕富贵，若浮云之过前弗屑也。无丧，无得，无荣，无辱，淡然若将遗外，死生而与造物者游，是岂徒然者哉！”让人读后，不禁有大切大悟之感。人生百年，如能做到“无丧、无得、无荣、无辱”，才“可能淡然若将遗外，死生而与造物者游”，其不快哉！

三

明代中期以前的石刻对研究和校正史书，特别是对地方史志的研究是特别重要的文字材料。西武章村出土的《焦珪墓志》，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篇优美的散文，还给我们推出了一位为文化事业做出一定贡献的文化人。同样，在孟州出土和保存下来的碑刻，也同样重要，如《司马悦墓志》的书法艺术代表了魏碑书法的最高水平，《司马融墓志》和《程最墓志》把孟州城由野戍镇迁移至下州城的时间固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韩昶墓志》是孟州市苏庄村北岭为韩愈家族祖茔地最直接、最明了、最有力的证据，《孟延古墓志》是最早记录孟州与温县以济水为界的文字史料，《淳化阁帖》残石是全国仅存下来最早记录中国书法艺术成就的五套残石之一，且年代较早，《韩文公故里碑》是孟州作为韩愈故里最珍贵的文字史料证据。孟州民间散落有非常多碑刻，最大宗的还是墓碑和墓志。加强对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碑刻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是我们每一位热爱孟州历史、热爱孟州文化人的共同责任。

作家简介

梁永照：孟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干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理事，孟州市韩愈研究会顾问，孟州市历史文化爱好者。

监制：王秋生总编：蔺鸿波

统筹：杨焱辉主编：汤晓冬

责编：李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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